论周王室在“礼崩乐坏”中的作用

西周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文化模式的核心。礼崩乐坏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发轫于西周末年,在春秋时期愈演愈烈,终于由礼乐不兴而至礼崩乐坏。在这个过程中,周天子始而开礼崩乐坏先河继而推波助澜,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消极的。     

“善治”中的教育构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解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构想了善治下的教育制度,将人的美好生活方式、城邦善治与教育融合在一起,据此出发将教育作为国家的重要公共事业,同时设定了自由教育的精神和传统,确立了体、德、智和谐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念。这些教育思想不仅代表古希腊教育发展史上的最高成就,而且对西方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冲突与和谐: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视野下的非关税壁垒

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传统分析大多选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此类措施对社会福利以及个人效用的影响评判其合理性.本文另辟蹊径,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角度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法律诠释,就国家权力通过非关税壁垒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能引起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指出国家掌握的社会财富分配权的滥用以及对个人权利保护位序的错乱是非关税壁垒缺乏正当性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应尽量少实施涉及个人积极权利和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中产生显著财富转移效应的非关税壁垒;对涉及个人消极权利的非关税措施,则应在承认目标合理性的基础上,遵循合理的公共决策规则来确定,并重点防范实施中国家权力的滥用.     

也论迁徙自由的宪法回归

迁徙自由具有基本人权性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解决其它社会问题的关键因素,理应入宪。迁徙自由在实现途径上权利赋予与制度保障应衔接进行。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自由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从古到今,论者甚众。近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多集中在"古代的雅典究竟有没有言论自由"和"古代的民主与现代的民主自由有无差别"等问题上,深化了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本文针对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     

严复: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对史华慈严复研究的一个检讨

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以为严复作<天演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反驳赫胥黎,替斯宾塞辩护,是不能成立的.这涉及到严复令史华慈大感困惑的一点: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游移.这多少是因为史华慈深谙西方哲学中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而对中国哲学中从荀子到刘禹锡、柳宗元等,在传统的"天人之辩"上,主张"天人相分"的传统缺乏深入的了解,而严复恰恰是继承了这一传统.严复的理路,还可以在儒佛乃至民间心理中寻找到更多的依据,而史华慈所说的"力本论"其实是其一贯之道.     

试论通过法律解释及漏洞填补等方法实现个案正义

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等方法可以调和法律的普遍规定与特殊调整和具体适用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个案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工具作用。尤其在法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如何使当事人各方利益都得到体现,如何使法律正义、程序正义得以体现是每一个法律工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浅议精神损害赔偿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

作者分析了精神损害赔偿举证责任问题的现状,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受害者在事实上存在着举证困难的问题,如果局限于传统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原则,作为受害方可能无法进行有效的举证。因此,应当对精神损害赔偿举证责任问题作出特别规定,以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为了提高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司法裁判的统一性,有效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从三个方面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制度:首先,慎重对待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事实推定;其次,细化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举证责任;第三,确立精神损害标准化的制度。     

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

内圣之学应是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因此,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内.圣之学必然应有所调整;而圣贤的教言也必须置于整个历史文化的总体情境下才能够有恰当的理解.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摹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之异化,我们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只有在契约性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才能够自然地进入到社会展开公共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