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突围:非道德化的个人叙事

本文认为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文学在从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向中 ,最根本的变化在于道德立场的取消。文章进而分析了非道德化的个人叙事的出现与文学自身变革 ,特别是与消费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并对非道德化个人叙事的缺失进行批评。     

论消费范式及其生态学转向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意识形态范式的大幅调整,消费时代的文化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技术发展引起消费范式经历从"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大众消费到符号消费的嬗变,而现代消费文化的出现,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因此,引导技术与消费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其目的在于促进我国构建生态消费、树立绿色消费观.     

浅析当代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问题

大学阶段是确立人生目标和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时期,随着近年来我国高校暴力事件、自杀事件的不断增多,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导致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缺失的原因,有中国传统生命观的影响、父母的教育不足、生命价值观教育体系的不完善、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以及虚拟网络的盛行等等。针对当代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的诸多问题,应该采取的措施,诸如重视马克思主义生命价值观教育,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开展以渗透教育为主的融入式课程教育、情商教育和死亡观教育等,以此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价值信念。     

都市美学与当代文艺、审美难题的求解

当代都市美学范式为当代文艺、审美难题的求解提供了新的视域、思路和切入点.欧洲城市化的进程与现代美学崛起的进程重合在了一起.审美主义与商品化、都市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接受美学的产生有着不容忽视的都市化背景.20世纪中期的都市化进程在多重维度上为接受美学的诞生奠定了前提、基础,接受美学与消费美学息息相通.从后现代大都市的美学旨归入手可以更恰切地理解今日世界文艺、审美的创新时尚,与消费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和欲望的辩证法.     

论任仲夷的价值观

任仲夷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实践价值观,指出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与实践经验是制定政策与理论探索的依据.他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高度对实现人民群众富裕安康作了大量论述,丰富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富裕论.他坚持主张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阐述了不少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观点.他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倡导和而不同的多样化的文化价值取向.     

消费的主体性维度及价值指归——一种马克思哲学视角的分析

人的主体性是人在主客关系中的能动性、创造性或主导地位;而消费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其实质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人都应该是作为"真正的人"、"社会的人"而存在,人都应该体现出人作为人应具有的主体性.因此,从马克思主体性的视角来考察消费的本质及价值指归,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以人为本的和谐消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代社会共享性之本位价值信念的生成:历史根基及其实践合理性逻辑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社会持续、深刻、全面的整体性转型.社会转型与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相同步,就其主题特质及其内在轨迹而言,是中华民族之本位价值观念的寻索与探求的过程,意味着社会之基本价值关系的全面调整和有效转换,并通过社会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而具体表现出来.在社会经济价值观变迁方面,表现为在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博弈中,公正与共享价值观的胜出;在社会政治价值观变迁方面,表现为由"权力型政治"向"权利型政治"的转变中,现代公共行政的治理价值理念的出场;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则表现为由抽象的"伦理本位文化"向新"公民本位文化"价值理念的转变.这是价值取向方面,社会由"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再到"人文公共性"本位的制度文化追求历程中,新质的社会共享性价值信念和理想的渐进生成与有机呈现过程.     

启动农村消费的障碍及消除障碍的路径选择研究

消费是拉动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懈动力,然而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尤其是农村消费,但由于受收入、物价、市场发达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农村消费长期以来一直被压制.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通过构造数量模型分析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及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重点对影响农村消费增长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动态能力理论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提升的研究

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已经取得了学术界和业界的基本认同,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通过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既有助于企业经济目标的实现,也符合政府提倡建立“和谐社会”的社会总目标的要求。文章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出发,对于动态能力,企业社会责任态度,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提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建立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框架。研究表明动态能力通过企业社会认知水平和组织价值观的影响作用,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态度的形成,进而能够提升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