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老年杂志社网站开通了

当代老年杂志社网站正式开通了，只要您轻轻点击http：／／www．ddln．com．cn，就可以浏览全部内容。网站的开通是《当代老年》向网络延伸、拓展的新举措，是广大老年朋友参与互动的新平台，它标志着《当代老年》杂志由平面媒体向多媒体疗向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政府成为拆迁主体是制度性倒退

据说，新版国务院《拆迁条例》将决定“政府成为拆迂主体”，虽然具体条款内容尚未见到，但这一条应该慎行，应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中去讨论，形成广泛共识后再决定为妥。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检讨——从比较法的观点出发

我国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基本问题,乃权利与利益的区辩不够清晰,在实践上难以精确适用.法国模式不区分权利与利益,赋予了法官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损害"型态内涵的发挥余地.日本模式并未明确区分权利与利益.德国与台湾地区模式,则将权利与利益予以区分,其均系以财产利益的保护为主,乃通过是否侵害他人权利、违反善良风俗与保护他人之法律作为构成侵权行为的过滤机制;之所以有权利与利益之区分,仍是基于不断变迁的社会运作成本与风险的考虑而来.我国的法官职业化还在过程之中,法国民法模式在解释适用上较为不安定;日本模式其立法例不值得仿效,但其继受西方法律的经验与所发展的学说,颇值得学习;德国模式虽与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立法模式有别,但通过对德国模式的理解,将有助于日后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权利与权益的区别,并做出合理的筛选.     

“大树美容师”

在工作中我时时提醒自己要多干、肯干、主动干。1994年中考后,我意外地收到了上海市园林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母亲极力反对,因为她简单地认为搞绿化如同种田一般,非常辛苦。但我并不这么认为,觉得要抓住这机会去闯出一番天地来,母亲拗不过我,最后我如愿进入了园林学校。     

马克思的事物化概念与物化理论辨析——兼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物象化理论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物——现象层面的经验之物(Ding)和社会关系层面的非实体之事物(Sache),黑格尔是在理解市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上作出这种区分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继承了黑格尔区分物(Ding)和事物(Sache)的理论线索,在此基础上科学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交换领域和生产领域经济关系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这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物化理论应有之义。     

欺诈例外条款在英美法系信用证实践中的运用比较

2005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较好地解决了信用证纠纷的法律适用及纠纷认定标准等问题,也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信用证诈骗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讨论。在英美法系国家,尽管欺诈例外规则作为信用证的独立性的例外条款得到了普遍认可,但由于其本身与信用证交易基本原则存在矛盾,因此在实践中未能发挥良好的功用。从理论上讲,美国在1995年《统一商法典》第5条中确立的实质性欺诈标准与英国在UnitedCityMerchants一案中确立的受益人欺诈意图标准相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而近年来英国法庭在信用证诈骗案件审理中,将银行的地位明确为欺诈例外条款适用的考虑因素之一,也可能给欺诈例外条款的适用扫清一定的障碍。     

美国对台政策的五次转变

美国自40年代末以来的对台政策几经嬗变,形成当今的格局.其政策主线是谋求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期间,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认为中共将乘胜大举攻台,故一度作出了放弃台湾的决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其远东战略及台湾地位作了重新估量,决定暂使台湾"中立",并将台湾海峡付诸冻结.艾森豪威尔执政后,为促成朝鲜战争停战的早日实现,一时采取了"放蒋出笼"的权宜之策.其后,台湾海峡曾出现了三次危机,在此期间,美国分离台湾的政策逐渐定型,即一方面要阻止中共夺取台湾,另一方面又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美国为避免与中共发生直接冲突,并为一劳永逸地分离大陆和台湾,先是不愿协防外岛,继则逼蒋弃守外岛,美台分歧终以妥协告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对华实行"双重军事战略".其继位者则沿着"双轨制"的轨道完成了从"介入"到有条件的"不介入"政策的转变.     

硬上弓，易谈崩

很难想象有谁比老葛朗台更会讨价还价了，他的口吃病偏偏会在每次交易时发作，在期期艾艾中，让对手掉进他的价格圈套。但是，在真实的人生中，却鲜有人拥有他那样的表现力、控制力和厚脸皮。     

高校科技创新平台构成要素分析

科技创新包括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两个部分的综合,可以看作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和研究开发成果的商业化的全过程。平台作为一个工程概念,是用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供便利条件,创造良好环境,并实现科技资源使用价值的有机组织形态,文章介绍了高校科技创新平台构成要素。     

我国集体行动的重大转折——2005年、2012年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之比较

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与其他集体行动、集体行为相比,因在目标合理性、涉及空间、参与主体等方面明显不同而在我国集体行动中自成一类.比较2005年和2012年涉日游行示威活动,可以发现,这两次活动在动员手段、组织化程度以及目标设置方面存在着共同性,但在暴力程度、理性爱国的主流价值观建构以及政府的处置方法方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要疏导此类游行示威活动,需要依法治理,切实贯彻实施《集会游行示威法》；允许社会组织介入,提高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公安机关需以科学方式进行现场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