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廉政

伦理是指人际社会关系中类之间或辈分之间的道理、原理、规范的总和。在当前,伦理已度越了狭隘的人际社会关系,而推至人与自然、社会、心灵、文明各领域的伦理关系。在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中,具有丰富而深邃的伦理道德精髓,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伦理道德,对于反腐倡廉,具有特殊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关系民族的治乱兴衰,国家的生死存亡,个人的身家性命。为此,倡导和践履中华优秀伦理道德,建设一个公平正义、廉洁奉公、不贪不淫、诚信无欺的廉政而和谐的社会,是今天的急务。我们要培养品行诚信的廉风,要培育贫贱不移的廉志,要尊重节操爱民的廉士,要培育清白高洁的廉洁之士,要培育廉明公正的廉正之士,要培育洁身谨慎的廉谨之士,要培育谦逊知礼的廉让之士,要培育一身清廉知耻的廉耻之士。这是立身之本,立国之本,立世之本。     

“郑风淫”观点的合理性质疑

《郑风》作为十五国风之一,在从汉到宋的经典阐释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宋代以前,学者们根据孔子"郑声淫"的观点,从音乐的角度批判《郑风》。到宋代,朱熹将《郑风》和郑声联系在一起,定义《郑风》为"淫奔之诗"。但是从《郑风》的诗歌本意来看,诗歌语句并不符合朱熹对于"淫"的定义,因此朱熹"郑风淫"的观点并没有合理依据。在历史上,古人仅提及"郑声淫"而未有"郑风淫"一说。     

魏晋南北朝民众宗教活动略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精神上也有很大压力。他们便以独特的宗教生活来缓解这些压力。概括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的宗教生活主要有造像、写经以及淫祀。民众通过这些宗教活动寄托自己的企愿,表达心灵的诉求,摆脱精神的苦痛。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从历代龙母信仰之禁看民间宗教的延续性

龙母是岭南地区广为民众信奉的重要神祗,历史上曾获得诸多封建帝王的赐额和敕封,因而具有正统色彩。但是,历代也不乏有主张对之加以封禁者。其中,宋明时期,部分官绅因其理学思维方式或推行朝廷礼制改革和基层社会教化的需要从儒家伦理道德的角度表示应该禁止之,而民国和"文革"时期则因所谓禁止迷信和推行移风易俗的目的而对之加以取缔。但是,这些言论和行为对龙母信仰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原因在于这一民间宗教的实用功能、人群整合功能和精神偶像功能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在当今仍没有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土壤。     

略论汉代的农本文化政策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影响

农本意识是农业社会中统治理念和主流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两汉时期,为了强化农本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基础地位,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政府以农为本,对民间信仰文化进行一系列的引导和干预,形成了一定的文化管理策略:一是以天子籍田仪式和农神祭拜之礼引导乡村社会重农务本;二是破除民间“淫祀”,维持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三是移风易俗,倡导“农为民本”的淳朴民风。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丽"及相关范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丽"(包括"华"、"艳"、"采"、"绮靡"、"妍媚"等)被看做是诗、赋及其他所有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尚"丽"成为一种审美风尚.这一风尚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但一味地追求"丽",也使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流弊,"丽而不淫"、"辩丽本于情性"即是对一味尚"丽"的矫正.     

"郑声淫"与"思无邪"关系辨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国",这与孔子"中庸"的哲学观相一致,而体现了"中庸"哲学观的礼乐治国思想则是孔子实现"理想国"的具体措施."诗""乐"一体,(诗三百>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孔子对"郑声淫"的评价,是从礼乐治国角度评价的,是对具体邦风的评价,属于政治评价,是"析言";孔子对<诗三百>"思无邪"的评价,是对<诗经>整体风格的评价,既是审美评价,也是政治评价,是"浑言",这两者的评价不是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进行的.所以,"郑声淫"与"思无邪"之间不存在矛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