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OECD和RCEP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合作平台,在此过程中海外移民与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交易成本和外来者劣势理论,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阐述文化距离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利用OECD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海外移民网络的扩大减弱了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海外移民网络会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我国OFDI的关系;海外移民网络促进OFDI的正向作用在文化距离较小、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我国应主动发挥海外移民网络及华侨华人作用,团结海外移民力量,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建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技术流动的创新效应——来自技术势差和技术相似度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1999—2018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设计技术势差和技术相似度关联权重矩阵,检验技术流动形成创新效应的存在性及其技术属性偏好。研究发现,技术流动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存在技术势差的地区相对于技术相似的地区,技术流动的创新效应更强。技术流动的创新效应存在最优技术属性区间,当技术势差为0%—0.5%和技术相似度为86.25%—87.5%时,技术流动对关联地区的创新效应最大。不同流动方式和流动区域的创新效应迥异,技术流动也会通过研发人员再配置和提高市场化程度强化创新效应。因此,政府部门应积极搭建技术转移与交易平台,通过引导技术在地区间有效流动推动创新。     

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与实践路径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共同富裕在理论、制度、生产目的、本质属性之间具有内生的逻辑共性,这是由共同富裕的制度属性与基本要求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规定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既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也存在深刻的教训.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着社会主义公有制比重和贡献率下降、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人民收入与就业的贡献率下降,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成熟不完善等挑战,这影响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优势的发挥.下一步要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目标,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推动公有制经济向民生领域倾斜,实现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公有资本主导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优势.     

企业—顾客价值共创过程中强制型顾客参与效应的理论框架

强制型顾客参与是指顾客为确保服务的正常交付在服务过程中以资源形式投入到服务中的程度。尽管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顾客在服务交付的过程中承担了不可或缺的职责,但现有研究并未对强制型顾客参与在价值共创中的积极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系统分析。文章在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强制型顾客参与进行概念界定、类型及维度归纳,同时梳理强制型顾客参与的主要驱动因素、作用结果,及强制型顾客参与实现价值共创的过程机理,构建了强制型顾客参与产生积极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强制型顾客参与的激励机制、影响边界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时间之窗与时间之创——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时间效应

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基于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累积留守时长、结束留守时长、留守阶段、留守时监护类型等维度分析了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长期负面影响,并具有“双重时间效应”：累积留守时间越长,对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冲击越大, 且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并不会因结束留守时长的增加而回升; 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呈现“初中留守＜小学留守＜学前留守”的逆向递增特点,即学前阶段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窗口”;无论是哪个阶段,单亲监护和祖辈监护都会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呈现“单亲监护>祖辈监护>双亲监护”的特点。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对预期寿命结构及其影响因素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文章分析了我国整体预期寿命及两性预期寿命的地理分布特性,随时间的变化特点,以及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然后,建立预期寿命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不同影响因素与预期寿命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和卫生资源对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会显著影响女性预期寿命,而教育对男性预期寿命的影响更显著。由此,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导致两性预期寿命差距的增加,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卫生资源投入的增加则可能会降低两性预期寿命的差距。     

金融规模、所有制结构与城镇就业容量——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估计了金融规模对于城镇就业容量的效应,并对不同样本组分别估计,以观察地区差异。整体估计结果表明,无论以人员规模还是以增加值规模作为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金融规模能够促进城镇就业,但该效应递减,超过一定临界值将转为抑制效应。分组估计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张的就业效应在非公有制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更明显,在非公有制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不明显,甚至表现为抑制效应。这意味着一个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对金融规模与城镇就业的关系有重要影响。为增进金融发展的就业效应,我国一方面应讲求金融增长质量,实现有序适度扩张;另一方面要深化企业改革,激励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以消除金融系统在资源配置中的扭曲效应。     

技术进步对湖北能源消费回报效应的估算

"回报效应"是能源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但是在湖北尚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以2000~2012年湖北省经济能源消费数据为样本,对技术进步与湖北省能源消费之间是否存在回报效应这一命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湖北省在2000~2012年这段时间确实存在"回报效应",但是各年的能源消费回报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有四个年度属于逆反回报效应,一个年度属于部分回报效应,八个年度属于过度存储回报效应。在对相关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好提高湖北能源利用效率的相关建议:加快科技研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深入宣传,提高人们节能意识。     

社会心态视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正在经历急剧社会转型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当代中国,在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社会心态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汇聚效应、从众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的影响。为此,需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建设和主流意识形态外在生态环境的优化和改善,来实现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吉林省文化产业的关联拉动效应分析——基于投入产出模型

笔者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利用《2007年吉林省投入产出表》数据,对吉林省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制造"和"文化服务"两大类细分行业的产业关联、波及效应与拉动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吉林省各产业对文化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都非常低,但文化产业内部的直接消耗相对较高,文化服务对文化制造的直接消耗系数最大;文化制造业中,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直接消耗较大,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和陶瓷制品制造业对剔除文化制造的第二产业直接消耗最大,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和文化艺术业对剔除文化服务的第三产业直接消耗最大;从完全消耗系数看,文化制造业对剔除文化制造的第二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要高于其他产业,文化制造业对剔除文化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是直接消耗系数的2.7倍,文化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达到1.220 5大于1,说明文化制造业通过产业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但是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的感应度系数都小于1,低于全产业平均水平,说明文化产业受其他产业发展的带动或者说对其他产业发展的制约不大,还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因此吉林省要发展文化产业,必须率先发展文化制造业,通过产业关联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全省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