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众所周知,清代是中国学术文化繁荣兴盛的一个朝代。在清代前、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大力提倡学术文化事业,上自朝廷大臣,下至督抚学政以至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纷纷致力于编书、著书、校书的文事活动,此类活动,大多凭借幕宾完成。而众多才华横溢的贫寒士人,     

从古黟碧阳书院碑石看清代书院教育

黟县之有书院,自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所建集成书院始,至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知县谢廷杰即黟城旧学宫址建碧阳书院。其他尚有中天书院、淋沥书院等。明天启时,书院均因宦官魏忠贤祸乱而毁。     

论邢澍在江浙的交游

邢澍是清代陇右学术文化的奠基人和开创者,著名的朴学大师,精于考据辑佚之学,著述多达十余种,涉及金石、方志、天文、舆地、诗话等。出仕江浙期间,与一大批江南学术精英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常诗酒唱和,论文著史,放歌湖山,情连旧雨,极一时之胜。本文通过对零星史料的钩稽,勾勒了邢澍学术交游、生平事迹的动态脉络,反映了乾嘉时期江浙文化与陇右文化的相互交融。     

小说序跋与《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

受制于清廷的文化政策和时代思潮的理学化,《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一直处于被遏制的境地。小说序跋是清代文学阐释的重镇,而序跋者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对水浒禁毁令的毁誉,在评价《水浒传》时,表现出了鲜明的对立观点。"诲盗说"与"尚义说"的二元冲突对立成为清代解读《水浒传》的重要两极,进而奠立了清代《水浒传》接受的两条截然相反的阐释路径。《水浒传》序跋的商业化解读不仅远离了对艺术真善美永恒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将文学引向一味迎合受众的深陷俗滥泥潭的不归之路。     

清代官吏制度及其实施之得失辨正

清代承继前朝诸代遗风,创设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官吏制度。然而,其选任制度,虽然以科目考试为取士主途,严格监考,不容幸进,但考试方式和内容则在一定意义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其监察制度,虽有详备的法典规章供官吏遵守、御史监察,但由于缺乏保障措施,御史往往不愿或不敢履行职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制度形同虚设;其奖惩制度,虽说对功臣义民皆有褒奖,但由于皇权至上、喜赏怒罚,则影响了奖惩制度乃至整个官吏制度的合理实施。对清代官吏制度及其实施之得失进行辨正厘析,对于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以及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吉黑地区“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现象初探

有清一代,吉林、黑龙江八旗官兵是清廷侍卫挑补的重要来源地。清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部分吉黑旗籍官兵业已因从征立功或以扈从随围来京后蒙挑侍卫,另有新满洲及未编入八旗的各部落精壮男丁也被选送进京,备选侍卫。然而,清廷正式辟设吉黑地区"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是在嘉庆、道光二朝多次探索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正式创立。"三音哈哈"送京制度的创立,是清廷对在吉黑地区建构起来的"首重军事"统治体系的认可与固守,更负有"首崇满洲"政治目的。该制度的施行,在京师旗籍侍卫内树立标杆典范方面确有一定功效,并为吉黑旗人群体拓宽了进京当差的仕途道路。然而,此制度的推行,在重振京旗满洲国语骑射本业方面效果甚微,更无力扭转整个八旗官兵群体战斗力衰减的必然趋势。     

清代台湾嚼食槟榔习俗探析

台湾嚼食槟榔的文化习俗源于明清。清代大陆移民进入台湾,嚼食槟榔渐成时尚,种植槟榔以获利已成为农家经济的一部分。槟榔既是民间礼尚往来之信物,也是解决纠纷的中介物,成为台湾乡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客家"称谓由来考论--以清代以来赣南的"客佃"、"客籍"与"客家"为例

针对目前客家学界认为今日"客家"的名称产生于明清时期,等同于明清文献中的"客佃"、"客籍"这一流行观点,本文以清代以来赣南文献中的"客佃"、"客籍"与"客家"为例,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对这些术语的具体历史语境和历史内涵进行考察和分析.指出清代的"客佃"、"客籍"作为清代移垦过程和户籍制度背景下特定的历史产物,其实是一个与"土著"、"土籍"相对的移民范畴,而今日所谓的"客家",则是在晚清民国以来社会文化变迁和学术发展背景下出现或建构的一个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民系范畴,二者完全属于不同的历史范畴,故而不能相提并论.     

清代安庆府市镇发展研究

清代,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勃兴以及商人经营的活跃,较之以往,安庆府市镇有了新发展。按照经济功能原则,散布安庆府各处的大小市镇主要可分为传统型、商品流通集散型及交通枢纽型等。专业化程度不足、地理分布不均衡以及整体发展水平低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就功能发挥而言,作为商业经济发展的实体,清代安庆府市镇不仅助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在加快人口流动和引领地方文化发展等方面亦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