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反映的学术不端和腐败析论

古典文学名著《儒林外史》系长篇讽刺小说。该书揭露、嘲讽和批判了明清尤其是作者吴敬梓生活的清代学界的学术腐败和学界不端,包括假冒编者、替身代考、偷书稿署己名、考场作弊、非法鬻买功名、冒籍参考、改小年龄、出书挂名等。这些对于今天的学界自律和反腐打假仍有镜鉴和警示意义。     

清代后期四川省南部县场市的设立与县衙门

现藏于南充市档案馆的《南部县档案》保存了一些关于场市的案卷。藉此可知,场市设立的申请者一般是保甲制度下有一官半职的人,或是乡村社会有势力的民人,他们在商议的基础上申请设立场市;而距离其他场市的远近、商品交易的方便程度、社会治安的维护等是其向县衙门申请设立场市的主要因素。衙门若同意设立场市,通常会给申请者颁发示谕,给付牌棍和斗、秤,以让他们管理好场市的治安秩序和风纪,同时承担差务,提供资金和劳动力。场市的选址既要交通便利,也要周围半径10~30公里范围内没有其他场市。集期一般是每旬三日,而且会错开与相邻场市的集期。管理者通过对场市的管理获得收入,并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公共事务的开支。不过仅就档案所见,场市管理者所获得的正当收入并不丰厚。     

清代命案私和中的法律与权力

清代高度重视命案的处理，并通过自动覆转、秋审等予以保证，但是私和却广泛地存在。究其原因，与王朝州县官员权力的外溢有关。在清代的官僚体制下，州县官等基层官员不可能真正地掌控全局，其权力的一部分必然要被胥吏、乡保、宗族、乡绅等分享，权力的运作态势决定了法律实践与表达的背离。     

清代东北地区灾害救助研究

认为清代东北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其类型多样,发生频率日渐频繁,受灾范围逐渐增大,危害日益加剧。为救灾防灾,清廷和东北地方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采取诸多举措,构建社会救灾防灾体系,为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和稳定灾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西域地名的功能初探

地名是地理实体和区域的一种语言文字的代号,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现象。西域地名是各个民族文化的反映,它体现了政治功能、经济文化功能,以及自然地理功能。     

清前期官员历俸年限探究

清代对四品以下官员实行记俸升转的办法,即按照官员任职年限,年满方可升转,因此对于"俸年"的计算就成为清代官制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按照官缺不同,记俸分为京俸、腹俸、边俸三种,在标准上有所折算。因事离职的官员,其俸年接算方式也有所不同。这一制度以时间为衡量标准,有一定的公平性,但是在实际行政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弊端:比如缺乏效率,升途壅滞等。清代为了完善这一制度,做了一些补充性规定和小范围改革。本文由清代"俸年"标准形成入手,探讨了清代官员的俸年计算方式,以及"俸满"对其仕途的影响。     

清代官方告示的信息传播规程研究

清代官方告示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在政治传播中作用显著。以媒介环境学派理论来分析清代官方告示,可将其分为狭义性告示与广义性告示。狭义性告示是地方官员发布信息的正式公文,广义性告示是信息传布的媒介。狭义性告示强调传播时间偏向,有利于长久维护地方稳定。广义性告示强调传播空间偏向,有利于维护广阔疆域统一。时间与空间的平衡保证清政府统治,清代中晚期以后,告示利用现代传播媒介作为载体,强化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传播效度,强化官方信息传播系统。另外,狭义性告示与广义性告示普遍的白话文语体倾向,为白话文运动和民众启蒙创造了有利的社会语境。总之,清代告示在政府与民众的共同期待中完成其工具性意义。     

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舅权”影响

清代江南文坛俊彦星罗,名家辈出。然而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一些杰出文学家都有着相当深厚的家族文学的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中,往往总有一些具有母舅身份者成为文化家族年轻一代的精神导师和文学引路人。正是他们自觉地利用具有原始社会孑遗色彩的舅权,以姊妹家庭重要责任者的面貌出现,将家学传承的任务担当起来,以坚定的文学介入的姿态为舅甥关系做出了最富有人文关怀的诠释。这样的舅甥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文学性的关系,它不但对江南地区文学环境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家族作家的创作和地域文学的发展发生了一定作用。清代江南家族文学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地域文学研究,正可以沿着舅权正义的知识路径,发掘新的文学意蕴,拓展新的思维空间。     

18—19世纪清人眼里的俄国气候和俄罗斯人衣食住行

中国清朝与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交往是中俄关系史上的开始时期,也是中国人对俄国形成认识的最初阶段。18-19世纪清政府通过向俄国派遣使团和派驻使臣,零距离接触和实地感知俄国,获得了大量俄国信息。主要通过清人在俄国的实地感知,对俄国复杂寒冷的气候特点及其俄国人衣食住行进行梳理和分析,真实而全面地再现了当时俄国人的生活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