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清代耶稣会士贺清泰《圣经》译本源流再探

从晚明至清中叶,虽然《圣经》汉译并未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首要目标,但仍有传教士在译经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出版了一系列源于《圣经》的节译、编译文本,更有人克服罗马教廷和清廷的限制,尝试翻译整部《圣经》。近期学界较为关中文作者简介：注清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所翻译的译本,主要探讨其汉文版——或称为《古新圣经》——的译经原则和方法、白话文体特色,并扩展至对其满文版传抄历史的考证,以及对满汉合璧版的语汇和文体的研究。不过,贺清泰译本在后世流传的情况相当复杂,目前尚有多种满文及汉文抄本散藏于各地,相关研究仍存在疑问和疏漏之处。本文以文献考证为主,辅以详细的例证解析。一方面追溯贺清泰译本各版存世抄本的次第源流,其中包括笔者新发现的一种汉文抄本,以全面展示这部天主教译本的传播网络。另一方面,重点考察在此前研究中被忽视了的满文版与汉文版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多方面实例阐明汉文版的相当一部分经卷——尤其《旧约》部分——的翻译是以贺清泰先行完成的满译文本为直接参照,而非通常认为的以标准版武加大译本为源本。综合考察贺清泰译本的形成、传播及各版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版本校勘工作,也会将新的角度和方法带入文本分析,进而更清楚地认识和评价清代天主教传教士在困境中进行的具有开拓性的译经活动。     

《唐人试帖》整理的价值和意义

《唐人试帖》刊印之初正值清代康熙时期神韵诗学盛行之时。毛奇龄试律诗观如“浑然无迹”、强调“气象”脱离不了当时的诗学风尚。之后的上师大本《唐人试帖》墨批与毛氏评解比试律诗观有所发展,体现出重视自然与关合应试的矛盾;乾隆时期纪昀之《唐人试律说》则更强调合乎“法度”和“切”题。这显示出康熙末期至乾隆早期试律诗学观由空灵到质实的倾向。一方面,清代试律诗学的成熟过程有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毛奇龄到纪昀,清代试律诗学也与清代古典诗学的发展密切呼应。     

论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的深层差异——以《碎金词韵》与“《碎金》二谱”为例

清代词韵编订以归纳旧词用韵为主要方法,成果丰硕,但无与旧词用韵实际情况尽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是二者诉求不同。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且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区别;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二是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     

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及其对话辩证法思想

较之其早期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戴维森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的后期意义理论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不是对其早期意义理论所做的无关宏旨的修补,而是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形态。对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进行分析探讨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戴维森的哲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动态发展也不无裨益。戴维森通过引入解释者这一要素将解释活动置于解释者、说话者以及共同世界三者的互动关系之中。戴维森所构建的人—他人—世界三元互动的三角测量解释模式,旨在表明语言理解依赖主体间的语言交流互动,意义不是预先设定的,它是交流互动的产物,是解释行动的结果。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拒斥语言交流和意义的约定论,强调语言理解的主体间性,彰显对话性和动态生成性,蕴含了对话辩证法的思想。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清代对蒙古地区实行的票照制度法律法规初探

清代蒙古票照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出入蒙地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实施封禁政策的产物.它在法律上有详细的规定,是清代封禁政策在法律上的具体表达.它的推行对强化蒙古地区的控制,阻止汉人大规模流入蒙地产生过重要作用.     

清代未成年人的罪与罚——以《刑案汇览三编》为主

未成年人犯罪自古以来都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清代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依据案情有杀伤人、偷盗、犯奸等;依据犯罪的主观意识又有主观故意、过失、缘坐等类型。细研这些案例,可知经济落后、物质匮乏、教育医疗水平低下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因。清代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继承了传统,尊重人的生理、心理的发育规律,体现了“恤幼”精神,但前提是不能威胁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清代未成年罪犯的司法审判也证明了清代司法程序的严谨和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