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古族学堂教育及其语言教育

从 2 0世纪初开始 ,清朝教育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 ,出现了近代教育的萌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蒙古族近代学校教育的艰苦实践和探索也走上新的道路。蒙古族学堂教育是新教育思想的产物 ,虽然同旧的官学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但它打破封闭的传统教育 ,提倡开放的近代教育 ,由此教育种类和等级开始多样化、多层次化 ,出现普通教育、留学生教育和内地求学等形式。在学堂教育中 ,各种语言教育模式是同时并存的 ,这些模式经过分化和重组后 ,出现向汉语和蒙古语两个单语教育模式或蒙古语汉语双语教育模式集中的倾向。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回顾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半期 ,梁启超、钱穆等资产阶级史学家在研究中 ,力戒门户之见 ,注重揭示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兴衰的内在因果关系 ,重视汇通中西文化的学术思想及方法论的探讨 ;中后期 ,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清理发掘了清代学术史中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近二十年来 ,清代学术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内容涉及对清代学术史的专题研究 ,也有对清代某个学者的个案研究     

清代设立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原因探析

立足于清政府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以后的境内外形势，深入分析清政府在南疆设立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整体思路。从而可以总结得出设立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4个原因。     

清代皇室的夏宫颐和园

颐和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为中国四大名园（另三座为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拙政园，苏州的留园）之一。[编者按]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论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两汉时期，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士人们普遍失去了像先秦士人那样，为帝王之师、延说诸侯、建取功业的机会。于是部分士人逐渐产生出一定程度上疏离政治，安于著述，关注个体生命、自由、情感等心态，这些心态可称之为文人化心态。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在西汉初、中期开始萌芽，到西汉后期的扬雄那里走上成熟．而在东汉前中期的班固、崔骃、张衡等人那里达到高潮，之后便愈演愈烈。     

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

东汉末期,江淮之间战乱加剧,不少大族名士南徙江东,其中包括一些广陵籍人士,他们对孙吴政权之创立及建国后之诸多军政活动,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学术文化领域,广陵人物涉猎经学、子学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多有贡献。     

贵州临济禅宗大师赤松的禅学特征及其历史影响

赤松和尚是清初贵州佛教思想史上一位著名禅师 ,他一生寻师访道 ,参禅见性 ,是临济禅宗佛教正宗第三十三代传人。他作为贵阳黔灵山弘福寺的第一代开山 ,创办禅宗道场 ,培养佛门弟子 ,法流蕃衍 ,遍于黔中 ,饮誉西南。其禅学特征是 ,在宇宙观上 ,以“真如缘起”的佛性论为基础 ;在认识方法论上 ,既以棒喝齐施为宗风 ,又假借语言文字以方便说法 ;在佛教内部倡导禅净合一 ,在佛教外部主张佛、儒、道三教融合 ,在禅学思想上反映出鲜明的调合色彩。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分析

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十分复杂,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汉族士人自身的因素,也有南朝政治环境的因素。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经历了变化发展的过程,问题的本质在于他们以南朝还是北朝为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