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的纪游诗及清初士人游历风气

顾氏之诗学成就则往往为其思想与学术光芒所掩。其纪游诗独具之艺术特色及精神内涵,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考察此类作品,同时还是对明清之际士人游历风气之成因的极好入手处。     

宋代闽北词坛鸟瞰

宋代闽北词人群是宋词创作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时期人数虽少而开拓之功不可没;南宋时期人数众多,围绕爱国、隐逸两大主题进行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地域特色、文化背景及某些重要的词人尚有待学术界作进一步研究。     

杜诗典范与清初诗风的递嬗

清初诗坛的学杜现象是诗学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亦与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相关。清初诗人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并发扬光大,并对如何学杜进行了探索,为继承学习古代优秀诗歌传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明朝遗民私修明史与明亡历史的总结——清初吴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与特点

清初吴越地区的士人私修明史,主要是明朝遗民修史。他们或继续完成明末以来未竟的修史任务,或追述明朝历史,记录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史事;或襄助官修明史。其修史特点:力图通过考辨,恢复明代历史本来面目;重视总结明亡原因;重视史书"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功用,表彰忠义之士,借此宣扬忠孝节义;以诗为史料,以诗存史、考史。     

论近代苏州词坛的创作构成与理论祈向

苏州为清代三大词薮之一,名家辈出,佳篇林立.至于晚近,常州家法风靡天下之际,苏州词界之代表人物陶梁、后吴中七子、宋翔凤、陶然、高钟、黄人等,仍瓣香浙西、阳羡之流韵遗风,或对"浙派"进行调整,或折中"浙"、"常"两派,追踪性灵,以创作实绩勾勒了近代苏州词坛的创作构成和理论祈向.     

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     

清初学者王源的经世思想及其学术命运

作为遗民子弟,清初学者王源早年受父亲和师友的影响,推崇忠孝,尊王而斥程朱;在结识李塨、颜元后,治学开始摆脱程朱、陆王相争的束缚,从制度层面探讨治国经世的方略。然而终其一生,困顿潦倒,所学无用武之地。其学术思想反映了清初经世致用学试图摆脱程朱、陆王相争的趋势,而未见其用的学术命运则凸显了颜李学术在清初学术重建中的困境。     

清初钱塘诗人和毛奇龄的诗学倾向

一个地域的艺术观念和创作风气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由于这种作用的复杂和多变,不仅造成不同时期时尚的异趣,经常也带来区域内部风格的差异。在浙江这一文化区域,浙东和浙西的风土民情历来就存在着微妙的不同。如果将这种不同追溯到六朝时期,有点显得过于牵强的话,那么至少到唐代,我们已可看出浙东和浙西常成为浙江的两个文化中心。到明清之际,杭州因地理密迩苏州、松江两府,习尚更多地带有江南的文化色彩,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影响深远。通过研究来华的虔劳会会士马国贤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各派在此一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同。中国礼仪之争也表明中西文化的认同是何等的艰难。     

儒家意识形态与清初政权

清初,国家重新确立程朱理学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措施,重建儒家伦理秩序。通过这种伦理重建,不仅填补了在思想和信仰领域出现的空白,而且弥合了民族之间伦理意识的鸿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和解与文化的融合,进而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