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曲调的演化及其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

乐府曲调在其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音乐演化和变异现象,大约有三种形态:徒歌演化为乐歌,本曲演化出变曲,旧曲演化为新声。利用歌曲的和、送声,成为曲调演化的主要音乐路径;此外,亦有"摘唱"和"新翻"等方式。曲调演化是音乐新旧递变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音乐文化活动的产物。曲调演化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体现在:提供了歌辞创作的曲调依据;产生出一批著名的同源性曲调,拓展了乐府文学的空间;实现了旧曲的新声化,促成旧曲体式的新变;丰富了乐府歌辞的风格。     

曲墙式双连拱隧道施工技术研究

双联拱隧道通常采用直墙式中隔墙,防渗水效果差,曲墙式顶部进行无接缝处理,较直墙式双连拱隧道大大提高防渗水效果。本文结合龙丽高速公路西凹口隧道工程实践,介绍了曲墙式双联拱隧道施工技术,提出了双联拱隧道防渗水施工技术措施。     

关于道教音乐道情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道情是道教音乐的主体部分,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情、竹琴、渔鼓、嘭嘭鼓等都是道情的不同称谓.前人关于道情产生的时间、地点、形成过程等结论都有待商榷,产生时间至迟应该在西汉时期,产生地点应该定位在古代大中原地区,形成过程应该是先有"俗曲道情",后有"法曲道情".     

试论公文写作的“直述不曲”

“直述不曲”是公文写作的核心要求，是公文写作在表达上区别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尺。要做到公文写作的“直述不曲”，就要在公文的开头部分明确揭示发文的目的和依据，并在主体部分明确揭示公文的观点和主张，还要善于使用恰当的表达方式，注意使用质朴无华的语言。     

《巾舞歌辞》研究方法辨析

《巾舞歌辞》的文辞自东晋以来即不复可辨,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解读,其中逯钦立、杨公骥二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逯钦立先生以道曲曲谱为破解《巾舞歌辞》的模本,将“声曲折”与道曲之谱相联系,以析出《巾舞歌辞》中的声字,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释读.杨公骥先生以提取“标记动作的记号”为基本出发点,不仅区分了主要唱词和衬字,更指明了《巾舞歌辞》所包含的“舞蹈动作”、“舞台提示字”和“角色标识字”等成分.逯钦立与杨公骥先生《巾舞歌辞》校本的差异,及其文学文本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反映出各自研究方法的不同.从方法上来说,逯钦立先生没有认识到,《巾舞歌辞》中除唱词和声字外,还包含有标示舞蹈动作的科范字等其他成分.杨公骥先生校本中校为科范字和其他舞台指示字的内容,在逯钦立先生校本中被作唱词或声字处理,这是造成逯校文本句读不通的根本原因.由于《巾舞歌辞》是戏剧科议本而非单纯的曲唱本,所以仅仅剔出其声字是无法正确解读的.     

婉曲类型新探

婉曲是一种传统的修辞方法,是有意为之的修辞现象。其主要特点是“意在言外”,这里的“言”具有委婉性,但能明确地表达“意”。婉曲的使用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据此,本文对婉曲的定义和类型分别作了重新归纳和再划分。     

阅读视野嬗变中的王安石《明妃曲》

宋代王安石《明妃曲》的阐释里程,可厘定为历史批评(诗旨)和美学判断(诗艺)两条线索。解读的重点在于备受争议的“人生失意无南北”和“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句。梳理、辨析《明妃曲》迄今为止的接受史、文本解读上的歧见或多义性阐释实际上清晰地勾勒出不同时代不同读者阅读视野的嬗变史,因为理解本身就是读者的主观性反响和文本的客观性存在二者的交互作用,故而,《明妃曲》的阐释实际上即成为姚斯所说的一种“当代的存在”。但不管每一时代的读者怎样试图求得确解,都有其阐释的局限性。     

《白翎雀曲》考略

《白翎雀曲》在元杂剧体例形成及其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界忽视了对该曲的研究 ,关涉该曲的“异说”需要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