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官与近代图书馆文明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清政府为了应付西方列强，于１８６１年初（清咸丰十年底）设立了办理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为“总理衙门”、“总署”、“译署”），负责外交、通商、海关、海防、制造、路矿、新式学堂等事务。自１８６６年（清同治五年）起，陆续派员去西方列强诸国游历考察，出访驻使。在使外过程中，他们深为西方的近代文明所震撼，开始有意识地向国内介绍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其中关于图书馆文明的介绍与传播，则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初次目睹西方 图书馆的…     

清季湖南疫灾与防治

清季湖南发生过多次瘟疫,其中最大的有三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社会恐慌,有的引发了反洋教斗争。一些有识知之士对疫病的起因和预防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西医西药的传入对防疫治病也有较大的成效。但对广大的贫苦人民来说温饱尚未解决,卫生和防疫不过是一种奢望。他们缺医少药, 不懂科学,遇疫仍不免乞求神灵。     

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19世纪后半叶是国际法传人中国的一个重要时期.洋务派认识到国际法在中外交往中的重要性,开始主动接受国际法,力图按照国际法的规则来处理外交,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部分洋务派人士也认识到国际法只是"强者之法".事实上,他们运用国际法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中国受侵略的处境.     

论清政府对《警世钟》的查禁

清季,政府强化了对各类“违禁”书刊的检查,对宣传革命类书刊的查禁尤为严厉,其中对《警世钟》的查禁是清廷在“《苏报》案”外制造的又一暴行。通过与上海租界当局的联合行动,清政府查禁了售卖该书的启文、时中、镜今、东大陆书社,收缴了书籍,抓捕了各书社的经理人。《警世钟》案的查禁与处理,大致呈现这样几个特点:列强与清政府联合进行查禁;案件的处理比较缓和,涉案范围较窄;案件的审判受到西方法律制度的影响。案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内的书报界对此案态度多不一致,有的支持政府的严禁政策,但更多的却是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     

19世纪后期晚清外交体制的重要特点

19世纪晚清政府的外交体制改革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起步和必经阶段 ,其重要特点有四 :其一 ,集中表现为把洋务活动作为其运作的中心内容 ;其二 ,在权力运作上 ,清廷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从而使总理衙门在相当长时期内地位凸显 ,权力顺达 ;其三 ,晚清外交强烈依赖于地方督抚 ;其四 ,海关道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重要渠道。这些特点表明 ,晚清政府已开始努力摆脱“天朝上国”的心理 ,按照国际关系惯例来改变自己 ;同时说明 ,在封建旧体制内部进行的改革 ,具有与身俱来的局限和缺陷 ,从而成为 19世纪的中国始终不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因素     

清季总理衙门工作制度和运转上的几个特点

主持晚清洋务和外交达40年之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家机构。除其组织与职能而外,它在工作制度和运转方式上也有一些不同于清政府其它中央机构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人少事繁、精练迅速,严保机要、慎守秘密,撙节开支、力杜浮滥,广咨众议、慎重决策。     

走向中下层:清季十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认知与"民"的指谓变化

清季十年,主要依赖政府和上层社会的"保国"方式越来越被质疑,而以前不被看好的中下层社会渐受看重,思想界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重新评估呈现出关注重心下移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当时思想言论中的"民"之一词在指谓上也越来越接近于社会中下层而疏远于社会上层.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

罗志田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发表文章指出,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却爆发了革命,且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对于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应有更深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造成中国权势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外竞争的新局面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