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故吏问题试探

东汉时期出现的故吏，是指脱离原举主、府主的属吏。故吏虽然形式上同举主，府主脱离关系，但在实际上仍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具有不可分割的牢固性，并且表现出故吏对于举主、府主的卑微化倾向。因此，这种关系是以君臣之义为表现特征的主从关系。随着故吏对举主、府主的依附性日益加深，直接影响到当时社会的选举，并且促使了以府主、举主为中心的大小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出现。特别是东汉后期，故吏成为各分裂集团发展势力的重要依靠。因此在皇权衰微的社会条件下，故吏与举主、府主的主从关系也成为促成分裂的重要因素。对这种社会影响，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言语意义的层次

言语的意义并非囫囵的团块,而是具有不同层次。就人们对其言语表达效果的期待以及表达策略来说,不外乎明示、暗示和寓示,因此可以把言语意义分为明示义、暗示义和寓示义三种。理解到哪一层次的意义,决定了理解的程度。     

羞何以能成为人之德性生存方式?——孟子之"羞"的"情-性"架构考察

孟子用"义"来架构人之"羞本心",一方面使羞具备了客观性和现实性,另一方面强化了羞的道德情感,从而使羞不仅成为人之生存方式的确证,还是人之德性生存方式和主体自由能力的确证.相对于西方罪感文化,孟子之羞是身体之羞与精神之羞的统一,羞之体与羞之用的内外统一,羞成为迎接整个世界的自我展现方式和处世方式.     

反思、拆解与自身思义——一种以时间性为线索的考察

在胡塞尔的思想发展中,现象学反思与相即感知之间的奠基关系经历了变化.但由于忽略了其中的复杂事态,纳托普和海德格尔对反思作了简单化的批评.在对内时间意识的研究中,胡塞尔揭示了如下关键事态:由原初滞留、前摄和原印象所构建的活的当下溢出了由特定的相位关联所构筑的,并且只有在现象学反思中才能被揭示的意识的双重意向性.唯有在一种区别于现象学还原的拆解或根本性还原中,作为这种溢出物之生成根源的原感觉意识的本源趋同,以及作为它的形式化产物的原意向才能被如其所是的揭示,而现象学反思也随之自身展示为一种能够揭示原意向和纵意向性的自身关联式的自身思义.基于上述事态,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直观与这种自身思义间实际上存在着严格的实事关联.     

《文选》李善注考异拾遗三则

高步瀛先生谓《文选》李善注"一厄于五臣之代篡,再厄于冯光震之攻摘,三厄于六臣本之窜乱,四厄于尤袤诸本之改窜。……使其精神面目皆已失真"(《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李善《文选》注引书种类繁多,所引或仅取其大意,而不拘于与原书字句相符,加之后世改窜,疏漏在所难免。后世学者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文选考异》,     

王夫之美学思想初探——与钱耕森等同志商榷

钱耕森、赵海琦两同志的《王夫之美学思想简论》(载《船山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以下简称《简论》),对王夫之美学思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但矛盾之处颇多.本文对其主要观点进行讨论,并提出我们对王夫之美学思想的初步看法,以就正于钱,赵二同志并其他同志.     

船山爱国主义的特点及其影响

三纲五常,君权至上,导致宋明两代亡于异族,王船山『穷本探原』,认为祸根正是『一家之私』的君主制.所以,忠君不是船山爱国主义的内核.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认清——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依经"论辩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看似纷繁杂乱,但只要加以梳理,也能化零为整.其中,围绕小说功能与价值的"依经"论辩,即可自成谱系.一方面,针对某些道学家关于小说"淫邪""低俗"等"不经"之论,小说批评者常依据"皆以情教"的《六经》,辩护小说写男女之情属于"正经""雅道".另一方面,针对某些按照史学家"信实"原则对小说"虚妄诞幻"的指责,小说批评者常"依经"予以辩驳,强调小说叙事写人合乎情理.最终,为调节相持不下的"经"与"不经"之辩,古代小说批评者常依据《周易》以来的"阴阳双构""相反相成"等经学思维,推演出以"奇正相生"为主调的"雅俗共赏""庄谐相映"等系列辩证话语.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     

义利失衡现象探源与对策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的诸多领域存在着种种义利失衡现象,总体上可概括为三种形式：个人职业道德失范,企业伦理责任缺失,地方政府违法乱纪。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需要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代等宏观背景中去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义利平衡的具体途径,可以引导人们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问题,引领社会风气走向纯净和高尚,并促进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