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哲学视域下“恶”的本质分析及反思

从叔本华开始,非理性地探索世界的方式逐步显现在哲学家的思考中。叔本华从与黑格尔相反的路径来解读康德,通过对康德的批判构建了自己的意志哲学。意志是构成世界的本原这一思想,贯穿了叔本华思想的始终。叔本华从意志哲学的角度,发掘出了“恶”的本质内容：人作为意志最完美客体化的呈现因其在痛苦中的挣扎而使“恶”发生,从而表现出“非义”“利己”等特征,“恶”存在于人的欲求和冲动中并且以循环的方式不断呈现。唯独通过悟知性格使人达到艺术（音乐）的层面,人才能得以暂时摆脱表象规律的束缚。同时,在对叔本华哲学“恶”的剖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正义、强制等范畴的思考。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境界形态与实然形态的双重涵摄——论郭象逍遥义的两个层次

郭象之逍遥义包含圣人之“无待”逍遥与众生之“有待”逍遥两个层次:前者从“心”上言逍遥,属主观的境界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承接;后者从“性”上言逍遥,属客观的实然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拓展。对郭象逍遥义两个层次的分析,直接关系到对其性质的判定。学界以“适性逍遥”指称郭象之逍遥义,遗落了其义中的圣人逍遥一层,对此的澄清,有助于对郭象逍遥义的深化理解。     

表意字的表达功能与古文字考释

表意字是字符表达一定意义的文字。它所表达的意义主要有字符所表达的字义, 文字所记录的相应语言单位 (词或语素) 的语义和字义与所记录的词义 (或语素义 ) 之间的关系———造字理据义。其中, 语义是表意字意义的核心, 是文字的本质。把文字与图符区别开来, 强调表意字的表达功能, 可以避免把文字当语言、把字义当词义、把末流当主流等不恰当释字, 进而正确进行古文字考释。     

文本中字母词的标义手段及其历时变化

文章在大规模语料库的基础上,对字母词在文本中呈现的多样态语形及其历时变化进行描写,并探讨其背后的机制与动因。文章认为字母词使用多种标义手段造成文本中字母词呈现出多样态语形,标义手段的使用能够为字母词提示部分或全部语义信息,是解决语义理解困难的有效手段。对标义手段使用情况进行的历时考察表明,在“省力原则”的驱动下,标义手段的使用频率在总体上呈现出随字母词使用时间的增加而逐渐下降的趋势。文章还简要讨论了普通外来词使用标义手段的现象。      

滤选与摄取:五山禅僧的《庄子》受容研究

《庄子鬳斋口义》作为新的注本的出现及盛行,体现了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日本文化中经历师承与受容、滤选与摄取的过程,并使其转化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本体文化。禅僧惟肖是日本最早展开《庄子鬳斋口义》研究的人,此后,重视《庄子》口义本的研究支配了五山,五山禅僧对《庄子》的理解与吸收主要体现在众多语录、文集和传法活动中。惟肖对《庄子鬳斋口义》的重视和研究,大大促进了日本老庄思想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论《齐民要术》新生复合词中的同义词

《齐民要术》是中古时期口语性较强的一部农业科技著作,书中使用了较多复合词,有的复合词意义相近或相关,彼此聚合成群,形成了不同的同义词词场。这些同义词词场中的复合词在构词上都有相同的特点：即构成复合词的两个语素单用时意义相近或相关,这样的复合词应是当时的语言社团根据已有的并列式构词法创造的新词。在汉语词汇的历时发展中,《齐民要术》中使用的同义复合词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结果：由曾经常用的单音词作语素构成的复合词或易于通过隐喻机制形成新义的复合词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生命力相对较强,在竞争中也相对较容易发展成汉语中的常用复合词;使用频率低或难以产生隐喻引申义的复合词很容易退出语言交际领域,从而成为汉语词汇历史发展中某阶段的陈迹。     

论“义绝”之“义”

"义绝"制度是中国传统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义绝"之"义"是对古代婚姻基础条件的抽象概括,其本质是宗法的、伦理的,是"义"这一传统法基本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从立法技术层面来看,"义绝"制度不乏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其所蕴涵之正向价值应当被现代立法所正视.     

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

语汇是思想的表现,语汇的变化也是思想观念变化的反映。从先秦时期既已广泛使用的君臣之义,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的君臣道合,虽然二者的内涵有相通之处,但无论是语境还是语汇所折射出的政治意义都不能简单地等量齐观。这一语汇上的变化所揭示的是唐宋时期君臣双方对二者关系的一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