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民初鸭绿江流域的近代教育

鸭绿江流域地处偏僻,开发较晚,文化教育落后。该地区受晚清"新政",尤其是受奉天省近代教育的影响,开始走上教育近代化之路。但其近代教育水平远低于奉天省其它地区,呈现出新式学堂与旧私塾并存的特点,且新式教育在该区域内的发展也呈现不平衡性。新式教育的兴起使该区域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为后来教育的振兴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圣雄”梁漱溟和他的父亲

数千年以来,人们奉行“棍棒底下出人才”的教育理念,其实,体罚儿童要么会把孩子变成野蛮残忍的怪物,要么会把他们变成懦弱无刚的废物。但人称“中国圣雄”“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清末民初便不体罚孩子。     

清末民初广州新式社团的萌发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剧变动和转型之中。广州地处南国一隅,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却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变法维新和民主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而孕育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来自新式社团组织的产生。广州作为中外文化交汇点的地理位置、商绅群体的形成、新闻传媒的发展,是新式社团产生的背景因素。     

人的现代性转型尝试——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

近代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屡遇挫折后,意识到“国民”在建立近代独立国家中的重要意义,他们主张实施军国民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大规模的军事教育培养了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民族认同感,促进了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卫生知识输入,对于改变民众重文轻武的观念,转变国防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国民教育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之门,但单纯的军事教育不足以促使国民现代性的转变.     

条约框架内的维权努力: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之构建

20世纪初清政府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其重要目的开始进行司法改革,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审判厅设立后开始受理华洋诉讼,遂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案模式。为抵制领事裁判权、维护法权,清政府构建了一种双轨理案体制,但尚不完善。民初的中国政府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发展和完善。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的构建,是中国政府在条约框架内抵制领事裁判权、维护法权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起到了迫使外人逐渐放弃观审权,从而形成对领事裁判权的局部冲击的积极作用,其意义不容忽略。     

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及其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20世纪初,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财政拮据的严重危机,这一背景决定了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就是聚敛蒙财,以充帑银。放垦蒙地虽然使蒙古地区的农耕业有了空前的扩展,丰富了蒙古地区的经济生活,但从总体上来说,导致了严重的农牧冲突,激化了民族和阶级矛盾,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生态环境破坏。因此,清末放垦蒙地对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是负面效应。     

清末民初湖南社会习俗演变动因探析

清末民初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个历史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湖南社会习俗的演变是当时湖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观念变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种“回应”。     

作为一种言说策略的"译述"——1910-1920年《小说月报》翻译方式探讨

分析1910-1920年《小说月报》中为数众多的翻译小说的翻译方式,可以对清末民初的"译述"行为提出新的理解."译述"的盛行是创作者(翻译者)、编辑与读者三方默契的产物,同时更说明中国传统的言说主体性具有相当强大的文化惯性,而这些因素,与商业考量和政治需求一起,共同塑造了"翻译"方式的实际表现形态.     

经济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初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之争

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为争夺邮政市场,在资费与业务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为适应形势变化,民信局开始利用新式交通工具发展业务。民信局虽然通过请愿、走私等形式规避官邮控制,但还是走向衰落。民信局与官方邮局的竞争促使官方邮局更趋商业化。民信局积极利用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而大清邮局则积极学习民信局优点,拓展业务范围。     

工商演说：清末天津工商业知识的启蒙与传播

清末“新政”的举措之一是兴办实业,重振商务。天津工商演说会的制度化演说,既是“新政”期间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因素合力作用于北方金融中心的产物,并为清末民初的演说和社会启蒙抹上了浓重的振兴实业及抵制洋货等色彩。同时,借助宣讲所等公共空间,按照预设的时间,由专业人士完成的工商业知识启蒙与传播活动,不仅促成了知识和技能从少数人的专业化转换为部分程度上的公共化,还形成了中国近代知识转型的一条重要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