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俄对中国的影响谈清末外交政策的失败

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清朝处于走向衰落的转型期。沙皇俄国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和瓜分中国的主要列强,一边加紧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一边扮演中国盟友"救世主"的角色。从《尼布楚条约》到《中俄伊犁条约》,从《马关条约》到《中俄密约》,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朝廷向外来势力抵抗—言败—屈膝的过程,而贯穿始终的中俄关系又让人们认识到,一个对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的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竟出卖国家民族的重大利益,其对外政策是极其失败的。沙皇俄国影响了清代末年清朝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     

清末滑稽小说的发生、表现与特征

清末滑稽小说属于新小说的范畴,是小说家基于现实危机而展开的文学叙事之一。滑稽小说的近代发生与“政治小说”的趣味性不足、游戏之文在晚清小报的大量编发以及陈景韩、吴趼人等小说家的身体力行紧密相关。在启蒙者的现代视域中,清末民众在变局中的各类不适充满了滑稽色彩,滑稽小说以此为叙述核心,表现出与古代白话小说滑稽叙事不一样的审美风貌。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因为知识上的差异而处于“悖离”状态,这给滑稽小说的表现方式带来很大变化,以至衍生出喧闹、反讽和复调等颇具现代意义的审美特征。     

《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与民初政争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北出现两种不同省官制并行的局面。1912年南北通过和议实现统一,直隶籍临时参议员谷钟秀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有意将南方独立各省逐渐建立起来的省官制在北方未独立各省加以实施。该案虽未正式颁行,相关各方却基于各自考量,对其做出不同反应。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方面出于限制其权势、保存革命成果的考虑,积极介入《接收案》的落地。但最终结果,却是袁世凯利用当时有利形势,通过强硬态度及灵活的政治手腕,将《接收案》彻底否决。     

“变法”与“斗法”： 解读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的权力争斗

解读“司法独立”不能只囿于宪政理论下的一种理念与原则,它也实际地被表达为政治权力调整中一种具体制度与事件运动。在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清廷与督抚,在共同认同立宪的背景下,为何对待司法独立问题却旨趣相反？属于督抚之列的袁世凯提倡司法独立,难道不怕自己固有的权力被削弱吗？以当局者的阶层意识与角色扮演来分析这些疑团,发现一种“权力争斗”而非“权力对抗”的倾向不利于司法独立建构。     

从科举到新式学堂到报人作家——以卢天白、尤墨君为例看民初文学的“通俗化”

在“新派”文学全面兴起之前,“旧派”通俗文学曾一度成为清末民初文坛的“市场主流”.“旧派”文坛最大限度地接纳了转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为大部分失去举业的“士人”提供了暂时的出路与“表达途径”,其中也包括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预备”留学人士,如卢天白和尤墨君等.他们没有像“留学生”那样成为了“新派”,也没有凭借在新式学堂的教育而增进“创作力”,反而和大多数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靠着“旧学”根底谋得了“撰稿者”的身份,并与庞大的“旧式文人”撰稿群体一起促成了“旧派”文学的兴盛,“塑造”了民初文学的“通俗化”倾向.     

清末教育改革视野下地方士绅流动与分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背景下,地方士绅阶层的职业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流动、分化,基层士绅为谋取新的社会职业出路,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新的教育制度体系之中,而此种纳入又使新式学堂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旧式色彩,呈现明显的新旧杂糅特点。随着学务行政机构的设立以及新式学堂大量建立,因办学务而产生了新的社会权力资源,使得新旧权力者通过新的教育学制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呈现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中地方乡绅阶层发生比较大的权力转移。清末教育改革开始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秩序通过科举制的流动模式,自此知识分子读书不再单纯是为了跨越等级完成身份的变迁,还具有了新的职业选择的功能,而这种新的职业流动与分化事实上推动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为后来民国时期新型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与教育基础。这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在如何体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末立宪派近百年研究述评

立宪派是清末三股政治势力之一,关于清末立宪派的研究近百年来已取得了许多成果,笔者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条理化,并归纳出研究特点,同时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思考。     

清末民初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活动

广西省是基督新教在中国进入最晚、布道区最少的省份之一,清末民初才有基督新教大规模进入广西.此前,广西境内天主教活动得较为频繁,是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主要的传教地.基督教在广西广泛开展的传教活动对广西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传播的历史是广西近代城市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颇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