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篱槿堂自叙》——从赵老的一封信说起

我和赵俪生老先生交往二十多年了.论年龄,他长我16岁;论学问,更差好几截儿;论辈分,他和先师景芳先生是朋友.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赵老都是我的老师一辈.我却和赵老成了朋友,而且是知心朋友.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赵老谦虚,再是先师景芳先生和赵老是好朋友.可以说,二老的友谊自然由我继承过来.逐渐赵老跟景老的通信,就转变为我跟赵老的通信.     

春秋末期知识分子创业环境初探

以社会环境协同演化可能蕴育创业机会为基本假设,对范蠡和子贡所处的环境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生产技术和税收制度协同演化最终导致市场范围的扩大;②重要礼器专用性程度的降低和贵族世袭制的崩溃为知识分子创业提供了机会;③法律演进中的路径依赖为知识分子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合法性。范蠡和子贡曾任政府高官的职业经历有助于他们以更低的成本得到有价值的商业信息。     

会党元素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武装起义中,会党元素地位举足轻重,而学界对它却多有否定.其实,借助会党是现实斗争的选择,并非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孙中山及革命派对会党进行了改造,尽管也存在一些不足.1908年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新军身上,不过会党在这一阶段仍然是革命中坚,该阶段应该视为新军+会党阶段.所谓"输入式"革命的观点,乃是对孙中山武装革命中的会党元素的疏忽.     

阿诺德：文化精英主义者抑或有机知识分子？

阿诺德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及文化精英主义者，其《多佛海滩》为代表的传世佳作，通过诗歌即“人生批评”的理论奠定了英国文学批评的基础，而且更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毕生致力于改造由心胸狭隘、不具亲和力、不具吸引力的中产阶级所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换言之，传播与丰富“世界上的最佳思想与言论”的，并非是作为传统文人的阿诺德，而是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阿诺德。     

浅谈传媒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传媒时代的到来导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被边缘化,本文重点探讨在传媒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面临边缘化和失去批判性的危机以及如何建构传媒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知识分子良知为尺度：文学的心理人格论批评——王彬彬及王彬彬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家王彬彬成名比较早,研究现当代文学,或者研究鲁迅、五四知识分子,他都很出色,也都有相关论著行世.但他作为批评家,最引人注目、最深得人心的似乎还是关于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批评,这一点恰好与他文学研究中的"心理人格论"方法相统一,一些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作品,经他一观照,就有了暴露真相的感觉.其实创作心理、创作意图等并不是新式方法,那么,王彬彬为什么能做得如此有新意呢?这是不是和他"不做职业批评家"的心态有关?也是不是与他常常客串杂文创作有关?这些既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也是王彬彬作为个案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民主言说的特色——以1930年代《再生》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鉴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担忧，知识分子不再延续白色恐怖下的缄默．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对国家的出路发表意见，希冀能影响当局。报刊议政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主要动向。其中，《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是非党派知识分子论说的园地，《再生》《时代公论》则代表了党派知识分子的心声；     

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抢救大陆学人” 对于生逄鼎革的知识分子来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     

王震在“红星”蹲点的日子

亦军亦农、贡献军农的王震将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来到东乡红星垦殖场(以下简称"红星")蹲点调研、指导工作。在这两年时间及以后的20多年里,王震同志为发展"红星"、振兴抚州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     

书生下乡——“知青”下乡与政策之手

2006年4月，中央八部委合力启动“三支一扶”计划，组织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在新农村建设正式启动的第一年，此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甚至有媒体称为新一轮“知识分子上同下乡”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