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淡远到空灵:论宋代文人画空间结构的转变

人们一般将文人画在宋代的独立归因于苏轼, 正是通过这位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 文人画拥有了明确的理论与主张。不过,将这一理论主张的后果指向与画工画不同的文人画派的出现,则是对这一现象似是而非的理解。从根本上讲,苏轼的文人画论彰显的是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觉醒源起于宋代以来思想世界的深层变化, 最终以艺术方式落实于文人的绘画实践。如果说山水画自魏晋以来因自身存在的特殊性而迅速实现了由技到道的转换, 使得画作得以指向整体的山水世界, 那么苏轼所引领的宋代文人画实践则以独特方式改变了画作的空间结构。一方面,整体的山水世界交互融通, 呈现出由远向淡的空明化转向,另一方面, 具体的山水物象各自显出, 彰显其不同于整体山水的灵动个性。在文人画作中, 这两个因素彼此独立又相互结合, 形成的是空与灵的内在交织,透露的是生活世界的近世转换。     

“本体之寂”与“本然之寂”——中日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寂”论

“寂”作为东方哲学与美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范畴，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都有重要意涵。日常语境中，中文与日文汉字均以“寂”表示寂寥、寂寞、孤寂等义。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哲学话语中的“寂“多表现本体义或描述本体之状态；而在日本思想的语境中，“寂”则多为一种审美之境——既是一种雅致、闲适的意趣，又具有虚、淡、幽、古等审美意境，是排遣人心与人情参与而呈现的物的本然之姿。究其缘由，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较早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为天地万物之心；而与此相对，日本则产生了以神道为代表的泛神信仰，将人融寄于万物的自然神性中，而非重视道德的振扬与修养。于是导致了“寂”这一中日共用的哲学词汇具有了截然不同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