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

城郊农民并不都是欢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的。本文运用经过修正的斯科特关于农民道义经济学的“安全第一”理论,选择浙江J市的一些城郊村作案例分析,提出城郊农民的排拒主要基于其不安全感:即在政府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而满足其安全需要的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甚至还没有被当成重要问题;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到强烈的风险与转型不安全,包括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等等。     

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分析

本文对我国城市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国际标准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而我国工业化仅仅是城市化进程的短期影响因素、且相关程度较低、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完善城市民族立法的思考

城市化给我国城市民族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城市民族法律法规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文章对我国目前城市民族立法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社会发展与城市民族工作的需要,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城市民族立法体系、提高立法质量的基本构想。     

从"全能政府"到"无为而治"--论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

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要求城市管理理念的创新。现代城市“管理”的多义性与城市政府职能的转换密切相关。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代城市管理中的“善治”应是强化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职能与扩大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的统一。“无为而治”是以“无为”之形而行“有治”之实 ,是“依法治市”和“以德治市”的统一     

生态地区城市化研究

生态地区属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对欠发达,而生态条件仍保持较好的地区。生态地区城市化问题是放任城市化发生,还是将其建立在现有的良好的生态基础之上,政策选择将面临着质的区别。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不能在后工业化时代,生态地区城市化要解决在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进程中。一方面确保地区经济发展,让人们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强调让人们享受更好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促进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优化。从生活和政策行为出发,实现从城市文明到生态文明(绿色文明)的转型,找到生态地区城市化的最佳途径。     

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动力机制研究

B超的滥用、强烈的男孩偏好以及对非法流产行为监控的失效共同构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充要条件,三者中任一条件不满足都不可能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尽管B超发明和滥用前出生性别比并没有异常,但也不能说出生性别比偏高与受教育水平、传统文化等因素无关。事实上,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男孩偏好和B超的可获得性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由此出发,促进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短期内应标本兼治,以治标为主———坚决禁止B超的滥用,关键是加强立法和管理;长期内则必须治本———消除男孩偏好,关键是加速农村城市化。     

我是我自己--论张抗抗笔下女主人公渐进的自我意识

文学的空前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女性作家,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思想解放的初期,到21世纪的今天,张抗抗走过了一条线条分明的道路,从作品中“女奴”情绪的抒发,到女性自我的发现,再到人本我的展示,她给我们表现了一个女性角色置换的全过程:贤妻良母(人) -自立的女性(女人) -自主的人(个人)。     

论西方国家城市化的历史经验教训

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实现城市化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城市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和造成某些严重后果。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城市规划不能背离科学与民主——“两院”院士周干峙与经济日报记者对话录

周干峙是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建国初期，具体负责编制了西安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为中国早期城市规划的编制树立了一个样板。此后，参加指导并组织编制了上海总体规划以及地震后的唐山市、天津市重建规划。指导编制了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深入研究了住宅建设、城市交通、旧城改造等方面的问题：提议及早综合治理大城市交通；以“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的城市规划指导思想，提高了城市规划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了城市规划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