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述史角度看边疆多民族村庄的历史演变——以广西融水县安太乡培地村为个案

笔者通过对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培地村进行的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考察,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对培地村苗族同化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认为融水的苗族不是纯粹的自在民族,而是经过长期同化逐步形成的、具有多民族元素并为其它民族共同认同的一个自觉民族。通过对培地苗族村的历史考察,笔者提出了苗族地区民族同化四阶段的观点。     

国家在场与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民国政府的文化同化策略在湘西苗族地区的实践

民国政府为了建立民族一国家,以汉族文化为标准对湘西苗族进行了文化同化策略.其内容包括:对湘西苗族进行风俗调查和开展新生活运动,改变苗族称呼,兴办国民教育等.但是文化同化的初衷却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民族-国家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化同化策略缺乏持终性且实施不力;国家政权力量较弱等.     

银装素裹苗乡美

在千年古城凤凰欣赏一场苗族银饰文化大餐,是别有风味的享受。凤凰已成功举办了三届中国凤凰苗族银饰文化节,吸引了四海宾客聚首古城一睹苗乡银饰之美。     

乌蒙山区农村社会转型与基督教的影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强调五个方面——“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些都密切联系到农村中新老价值观的碰撞、调适、整合,联系到社会转型。这当中,宗教作为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系统,宗教信徒作为国家公民,都是社会运动中的参与力量与资源。宗教、社会与政府三者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实现协调合力,推动社会发展？这成为了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重点考察苗族信教群众聚居村寨,力图把握当前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中,基督教对新农村社区发展的各种影响,实事求是地提出“整合社会既有资源,发展农村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     

苗族创世神话：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

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是苗族人民流行最广最古老最庄严的民族民间故事。据专家考证,中国史籍记载之伏羲与女娲,源于苗族的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本文运用民族人类学的田野材料和历史学的文献材料,综合考察苗族这一古老的经典神话传说。彰显苗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贵州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的生态伦理意蕴

以黔东南苗族习俗禁忌、乡规民约、榔规榔约等习惯法文本为基础,分析论述其中关爱动物、爱树护林、热爱人居环境的生态伦理思想.黔东南苗族习惯法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其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有着密切联系.融合和渗透着生态伦理思想的黔东南苗族习惯法,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机绣与手绣工艺的传承分析——以黄平县苗族服饰为个案

刺绣机器的出现,既提高了商家的经济效益,也使许多苗族妇女从传统的手工刺绣劳作中解脱出来。虽然苗族精湛的手绣工艺也在不断减少,但机绣与手绣均存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市场满足于多元需求而存在,因此手绣与机绣也因需求的差异而长期并存。     

论湘西南生态旅游融入"大桂林"旅游经济圈的依据和对策

“大桂林”旅游圈是指将以桂林市为中心的包括湖南部分县市区在内的跨省区的旅游经济圈。湘西南生态旅游积极融入大桂林旅游经济圈建设,是湘西南生态旅游开发和大桂林旅游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分析了湘西南生态旅游融入大桂林旅游经济圈的主要依据,提出了若干对策、措施。     

乡土乌托邦的建构与消解——解读文本中的湘西和商州

关于乌托邦的意义阐释，其表层更多意指人们所追求和渴望得到的一种与现实相对立的社会制度，以及在此制度支配之下的未来社会的生存图景，即完美无缺而又无法实现，只存在于乌有之乡的理想国度；而在引申的层面上，它则常常成为“理想”的同义词。由于极其漫长的农耕文明的制约，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往往以乡土社会图景的呈现作为表现方式。然而，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乡土乌托邦建构中也自然潜存着消解的倾向，典型如在沈从文、贾平凹分别关于湘西、商州的文学建构中，便不请自来地存在关于乡土乌托邦解构的对话。     

以剑河苗族“水鼓舞”探微苗族的水文化意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少数民族创造出了灿烂丰富的民族文化,体现了各族人民的精神和智慧,反映了少数民族特有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中对"水"的认识与理解以及运用都是独具特色的。通过对根植于农耕文化背景下的贵州剑河"苗族水鼓舞"的起源、形态和文化内涵的梳理分析,来探讨少数民族社会的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