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在滇西边区的改土归流

民国云南地方政府对滇西土司区的治理,可用抗日战争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自民国建立起至抗战开始,实行“缓进”的改土归流政策;抗战时期则团结土司参加抗战,保卫边疆;抗战胜利以后,“改流”和反“改流”的矛盾斗争加剧。民国政府始终未能在滇西边区彻底废除土司制度     

太行根据地的抗战文化

抗战文化在太行山兴起1937年,随着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将领率八路军来到太行山上,抗战文化也开始在太行山区兴起。"七七"事变之前,在太原从事救亡文艺运     

湘鄂渝黔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政策研究的几个问题

制定湘鄂渝黔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政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须充分注意这一地区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省际边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的特点,抓住中心, 把握全局, 实事求是, 立足现实, 预测未来, 制定保护性和扶持性政策, 以促进该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湘鄂渝黔边区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及成长定位研究

湘鄂渝黔边区中小企业区域分布不均,农业和农业相关联行业的企业集中度高,高新技术企业偏少,企业规模小质量差。基于这样的现状,边区中小企业要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泛珠三角区域大联合和中国产业发展梯度转移等动态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利用资源禀赋优势和空间区位优势,确立以农业产业化相关联的生物资源型企业、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矿产资源型企业、以产业带动为目标的旅游资源型企业等三种发展定位,以求快速成长壮大,促进边区经济发展。     

湘鄂渝黔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多省毗邻的交界地域往往表现为经济的欠发达性、不协调性和不可持续性,应该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道路,资源共享,获得成本优势;市场互利,做大产品市场;环境共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区域整体实力,实现全局共赢。共享性、外部性、互补性、公共性是边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据此,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要制订出相应对策。     

试论湘鄂赣苏区的教育工作

发展湘鄂赣苏区的教育事业,大力提高苏区军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之一。可以说,在较短的时间里,苏区的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儿童教育和群众教育均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中国以往的历届政府所无法比拟的。     

陕甘宁边区中央党报的民族宗教报道及其现实意义——以《新中华报》的民族宗教报道为例

陕甘宁边区紧邻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抗战时期,日寇企图利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挑拨回汉、蒙汉等民族关系,以达到民族分裂和以华制华的目的。在对敌斗争中,《新中华报》等中央党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巩固和扩大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己任,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信仰的宣传报道工作,正本清源、廓清迷雾,及时揭露了日寇挑拨分化的政治阴谋,在对敌斗争中占据了舆论主动权,起到了良好的舆论传播效果。本文以《新中华报》对回族、蒙古族及其宗教信仰的报道为例,论述了边区中央党报民族宗教报道的成功实践及现实意义。     

官治、 自治与土司治:民国时期云南腾龙边区的保甲制度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云南省政府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保甲制度,并将保甲与自治合一办理.滇省最具实力的土司多位于滇缅交界的腾龙边区.官方力图以现代化、统一化的区、乡镇、保、甲(闾、邻)的层级体系重组土司区域原有的行政区划,打破传统的组织架构,进而真正实现乃至强化其对边区基层社会的控制.具备强大生命力的土司制度却一仍其旧,虽有行政权力的冲击,但其组织大厦并未因之而轰然倒塌.土司名义上成为设治局统属下的区长,可其权势依然十分强大,乡镇保甲长等职务多被土司公署所垄断.设治局下的乡镇保甲之新建制,“管教养卫”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自治更是徒有其表.概而言之,尽管实际情形与推行保甲制度的预定目标之间尚存有巨大差距,但地方政权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已日趋增强.与之相对应,土司的权力也逐渐显露出萎缩的态势,基层社会业已强烈地感受到政府所施加的影响.     

苗王崇拜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变迁

苗王崇拜意识与苗族国家认同意识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反联关系,苗王崇拜意识的淡化、模糊、消亡,意味着苗族国家认同意识的良性转向、发展与强化。但二者关系并非只是简单的表象对立,其间涵藏着苗民族代际相传的族性张力,糅杂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踏虎凿花大师邓兴隆

<正>题记:童年时他为"花客"手摇铃铛,肩背竹篾货箱,他的足迹遍及湘鄂川黔边区;青年时他师从民间艺术家黄靠天,刻苦学艺,凿花技艺炉火纯青;中年时,他突破传统技艺大胆创新,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荣誉称号;而今他虽身染重疴,依然执著于踏虎凿花这一民间传统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