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忠君到隐逸——论《杨家将演义》的主题思想

明代无名氏的《杨家将演义》是一部较优秀的英雄传奇小说,该书不但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而且也有着明显的隐逸内容。它以隐士开篇,以隐退结尾,前后呼应,使全书笼罩在隐逸的氛围之下。形成这种双重主题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传统隐逸思想尤其儒家隐逸观的影响,还有深刻的现实社会原因。     

论史官文化心态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史官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史籍具有鲜明的史官文化心态特征:寓劝惩,尊正统,为尊者讳,宗经。史官文化心态特征渗入到历史演义小说中,对其创作主旨、选材、人物塑造和叙事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裨益风教为主旨;遵奉有关风化者的选材原则;按"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采用"秤评天下"的叙事方式。     

历史演义小说人物性格特征的审美文化探因

:演义人物的高度理想化 ,是作者在塑造人物时 ,受英雄史观、道德史观的左右 ,将人物视为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艺术载体以及民众学习的榜样导致的 ;而人物的类型化 ,则不仅是人物理想化的结果 ,同时也与演义小说以情节为中心 ,从事件的角度来写人 ,人物在小说中扮演着固定的角色 ,演义因袭宋元以来戏曲、讲史的人物造型原则 ,迎合读者大众对英雄人物的审美期待等因素有关     

历史演义小说中“儒将”形象的文化解读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塑造了关羽、杨六郎、岳飞、秦叔宝等一批儒将形象。这些儒将受到了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爱戴和崇拜 ,产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为何他们的人格魅力如此巨大 ?本文由表及里地剖析了儒将思想性格的外在美和内在美 ,揭示了其所包蕴的丰富的文化心理因素 ,以及由此体现的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性格的某些侧面 ,并发掘了儒将悲剧命运所具有的文化反思功能和审美认识价值     

祢衡故事的文化意蕴

祢衡因以才抗世辟邪、以狂卫道抗权而被害成为悲剧人物形象。祢衡故事经过千年流播而持为具有张力结构的“祢衡话语”,其以“才”、“狂”、“悲”为三个重要节点,在千年传响中蕴涵着历代士人的深切悲感之心和深沉不平之意。“击鼓骂曹”作为祢衡话语的关键词和建构肯綮,被铸成千古独绝的反抗强权的文化符号。     

传播与接受——岳飞形象在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嬗变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和<说岳全传>,是明清时代的两部重要通俗小说.前者属于史传小说,质朴而忠于史实,作者以双行夹批的方式刊刻传播;后者属于比较成熟的章回小说,作者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塑造了精忠报国的杰出军事家岳飞的形象,同时又交织着某些宗教观念,使岳飞形象复杂化.两书各有千秋,传播方式独特,传播范围广泛,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刻.     

从《三国志演义》看罗贯中的创新思维

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创造性地吸收和改建《世说新语》、《容斋随笔》等古籍和诸多民间传说的史实素为人们所忽略。作者或增添细节,或转换角度,或改变事件性质,使作品成为表述民心、申张正义、传授知识的教科书,从而提升了民间文学品位,增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罗贯中第一个开拓了长篇小说新文体,为以后的毛宗岗父子更为成功的长篇"章回小说"打下基础,这都是罗贯中创新思维对中国小说史的贡献。     

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文学渊源与继承关系

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记》和宋代的“说话”,以人物为核心来叙述历史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特色,“说话”中的“讲史”是历史纪录的民间形式,也是历史与民间艺术的结合.以二月河历史小说改编的帝王系列历史剧以及以毛泽东等领袖人物为中心的现代革命历史剧继承了这个传统.从历史的发展线索来看,说话之“讲史”直接导致了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而历史演义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就发生了比较明显的继承关系.从艺术形式的生存意义上理解,是通俗艺术向主流意识形态文艺靠拢,传统礼乐文化发挥着推动作用.从艺术形式的表现上看,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结构章法、叙事视角、语言风格,都在这个传统的延续中有所发展.     

熊大木历史演义观简析

熊大木在历史演义"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的创作理论氛围中,提出了正史与小说"两存之"的观点.虽然在具体创作中他并没有很好地遵循这一观点,采入了大量野史传闻而未予注明,但提出这一观点仍表明了他的勇气和眼光,对历史演义的创作理论作出了贡献.熊大木在历史演义中采入小说的作法与他书坊主的身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