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身份看林译《浮生六记》的跨文化动因

林语堂身处中国文化变革的交替时期,20世纪30年代起从“译入”转向“译出”标志其文化身份的转向。通过“译入”,引进和吸纳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实现对现代性文化认同建构;通过“译出”,评介和传播中国智慧,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并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林语堂以翻译《浮生六记》这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为开端,进行文化身份建构以实现双向认同。因此,研究《浮生六记》翻译的跨文化动因,有助于我们探究译者诉诸的文学相关功能及推崇的文学理想形式,了解译者主体与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之互动。     

论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历程

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学像走进了无出路的死胡同,而“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更像无所凭借的“大爆炸”。从清末民初到“五四”的文学演变的历程,不是顺承,而是逆接。与其把前者看成新文学的序幕,不如把它视作悠久的古代文学的尾声。清末民初存在各自分流未能连通的思想观念、表达语言和文体文学变革这样三条线索。其时“士大夫之中的明白人”未能将这三条变革线索整合为一体,此事有待于“五四”新一代人完成。文学演变顺承不行,转而逆接,背后存在人的代际更替。     

翻译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翻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把一种言语文本转换成意义一致的另一种言语文本。不同的语言系统和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的读者期待视野和翻译规范,影响着翻译的标准和翻译过程中包括语义的选择在内的译者的选择。翻译选择的结果又慢慢地促进着语言的演变和文化的渗透与交融,使语言更精确、丰富,文化更充盈、饱满。     

从中西翻译标准的演变看译学的发展

翻译标准是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得以进行的依据,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古罗马帝国的西塞罗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支谦到现代二十多个世纪以来,中西翻译理论家们对于翻译标准的探讨一直在进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经历了从散论到系统,从感性到理性,从模糊到精确,从一元到多元的演变。通过对中西翻译标准的演变可以看出,译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表层到深入,从片面到全面,从单一到多元,从对立到共通的过程。     

“一个个的”与“一天天的”负面表达功能的异同及其成因

基于语料分析“一个个的”与“一天天的”负面表达功能的异同并结合语义特征、语用原则、认知心理等角度探讨其成因。“一个个的”涉及对象多为“对方群体”,仍有较强的实体指称性;“一天天的”则没有己方/对方、单数/复数的侧重,逐渐与“时间复数义”无太大关系。负面表达功能的成因在于：“一个个的”和“一天天的”具有复数的语义特征,而事物数量超过程度常模容易引起否定评价;礼貌原则下真正的负面义成分被省略,省略规约化后,“一个个的”和“一天天的”逐渐具有语义句法的自足性;“个”和“天”在使用频率、语义功能上相比同类其他单音节量词具有突出特点。二者的功能差异与量词的不同特点有关。     

外部经济、企业分工与产业集聚

从资源共享、专业化生产、交易成本的节约、创新利益四个方面分析了产业集聚的经济动因;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企业分工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推演出产业集群的自组织演化模型。认为外部经济是产业集聚的经济动因,企业分工协作关系的产生和深化则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重组及语言分化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革,部分社会阶层在不断分化重组过程中不复存在,部分社会阶层逐渐发展壮大,阶层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还有一些新阶层的出现.与此同时,社会个体成员所处的阶层位序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产生垂直或水平方向的流动,这种阶层流动会通过语言系统的重...     

土家族织锦文化变迁及其动因分析——以湖南叶家寨为例

通过对湖南龙山县叶家寨的调查,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土家织锦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变迁的表现,阐释了土族织锦文化变迁的动因。引发织锦文化变迁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成年礼的淡化、文化场的位移、传承载体的丧失、闲暇生活方式的转换、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等,在经历渐变的过程中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