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与父母

最近发生的几则新闻故事，天南地北，毫无关联。但若把它们串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记录了一个孩子的出生到长大，以及父母的青春与老去。未必所有孩子与父母的人生轨迹都可以浓缩在这三个故事里，但是从中你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孩子与父母的影子。     

论土地权利发展的三大轨迹及其启示

土地权利制度是土地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科学健全的土地权利制度应当从国情出发,遵循土地权利发展的一般规律,满足土地利用的现实需要.从人类土地权利形态的发展历史脉络来看,土地权利的发展呈现出三大轨迹,即土地权利由绝对走向相对,由平面走向立体,由静态走向动态.我国现行土地权利制度主要反映土地利用的平面权利和静态权利,未能充分体现土地利用的立体权利和动态权利.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建设的重心应当是立体土地权利和动态土地权利的制度建设,即在空间权制度和土地发展权制度两个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人类学理论的批判、反思与自觉——《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评介

所谓"日三省乎己"是中国古代哲人强调反省自我的重要性的精练表达.对于任何学科的发展来说,不断地反省学科的发展轨迹,反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不同的"学科范式"的意义以及局限性都是十分重要的.陈庆德教授等人合著的《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社会科学     

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演进与未来展望

中国区域经济70年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区域经济理论支撑。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现实与借鉴国外区域经济理论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演进呈现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了"引进-吸收-消化-创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区域经济理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及发展模式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差异性特征。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未来将在学科融合、假设前提、研究范畴、研究机制与区域政策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外,本文还对"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进行了展望。     

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影响因素及培育策略——基于19个省市39位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历程的分析

通过对全国19个省市39位优秀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命历程进行分析,发现其成长轨迹呈现出折勾型、倒梯型、V字型、阶梯型以及N字型五种类型,并且不同来源、不同世代的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究其原因,新型职业农民终身发展的动力支撑显得不足;新型职业农民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政府扶持与引领作用有待继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并未得到恰当的把握;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相关利益主体分布比较广泛。针对以上情况,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策略:强化政府主导力量,增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吸引力;吸收年轻优秀群体,壮大新型职业农民的新生力量;重视人地实际需求,把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时机。     

从“原欲”到“情本”：晚明至清中叶江南文学的一个研究视角

本文从"原欲"、"情本"这一独特视角,对晚明至清中叶江南文学进行梳理与研究.李贽的"童心说"在哲学观念上完成了从"自由人性"到"自然人性"的转变,它对人性的本能欲望进行鼓吹和思辨,成为明清文学思潮中原欲思想发展的理论起点;袁宏道的"性灵说"推崇"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童心说"在诗文领域的贯彻和实践.从叙事文学来看,凌濛初较多地沉溺于市民欲望的描绘,而冯梦龙却试图找寻更高层次的人性解放,他所表达的"情本"是对"原欲"的超越."情本"思想本身可以划分出三个层次冯梦龙的"三言"处于纠缠于性欲的较低层次;汤显祖的<牡丹亭>对于"情本"的理解超越了性爱甚至于超越了生死,是第二层次;<红楼梦>展示了对于"情"的全方位的升华,以"情"立人,是最高层次.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轨迹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还是改革开放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以及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认识,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表现.因此,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轨迹.     

论文化产业内部结构的划分与演进——基于核心要素的视角

当前理论界对文化产业内部结构划分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法,本文提出“核心要素”的新视角,将文化产业划分为资源型文化产业、制造型文化产业和创意型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内部结构的演进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遵循着由资源型文化产业向制造型文化产业再到创意型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解构文化产业结构并深入研究其演进规律,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逻辑次序

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是国家战略(发展战略与改革战略)选择和金融资源禀赋状况矛盾的内生产物,改革者必须从国有银行成长的内在逻辑入手重新审视国有银行改革。国有银行问题的根源在于由于承担政策性负担所导致的银行预算软约束,从而使其丧失了自生能力。因此,国有银行改革必须首先着眼于剥离政策性负担,然后再着手解决公司治理机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