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进与历史性经验生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伴随着历史性难题的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随之形成与发展。数往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进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性成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进行细致的梳理,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提供理论引擎。     

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基于逻辑建构的视角

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是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衰退及未来趋向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熊彼特社会演进思想体系有其自身的演变过程,它的形成过程与理论体系的完善清晰可寻,熊彼特终其一生的理论支点与最终理论取向是非常清晰和严谨的。本文通过对熊彼特关于社会演进观点的挖掘和系统梳理,探索了熊彼特关于社会演进的初始条件、经济内涵、理论轨迹、动力机制、演进的实质和演进的总体归宿,并基于逻辑视角建构起研究分析的一般范式。     

论信用票据的发展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变迁——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信用票据演进为考据

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的信用票据,见证了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程。票据的信用丧失也往往使历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蒙受经济损失,重物轻币的心理致使票据的流通时断时续。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统一发行的人民币,直接结束了解放前多种票据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流通的局面,使其人民免受票据贬值之害,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走向繁荣昌盛的发展道路,并促使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迁。更为重要的是,统一的票据有利于加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促进国家意识的形成,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民族认同与国家意识的一致性。     

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演进路径及发展动态研究

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问题是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瓶颈"问题。文章在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问题研究的演进路径进行了详细梳理,进而分析了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未来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问题的研究趋势进行了预测,从而为未来合理解决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启示。     

天津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产业协同和制度谐振的视角

在界定科技服务业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服务业发展动因的理论框架,认为科技服务业与其他高技术行业的产业协同和科技服务业与制度的谐振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因。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了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对比了天津、深圳、北京和上海的科技服务业发展。分析了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和制度环境对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以及这两方面动因与其他城市的差别。天津科技服务业发展与其他城市相比还有差距,主因在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制度环境滞后,未来的发展需要从借力金融创新和滨海新区建设、加大政策倾斜和投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等方向入手。     

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天津市节能潜力分析

一、引言 天津市作为国家低碳城市和循环经济建设示范试点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第二产业居主导地位,重工业比重较大,高耗能工业比例较高,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历史阶段. "十二五"期间是天津市全面建设现代化生态宜居城市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动能源需求总量的持续增长,引起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能源供给的巨大压力.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政府—市场”二元作用下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及基本演进规律

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具有鲜明的国情、制度和文化情境特征。过去40年,我国重大工程的伟大成就得益于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科学设计,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充分发挥、充分释放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整合综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围绕这一核心思想,本文从"政府—市场"二元作用的制度情境出发:(1)剖析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内涵,提出了相应理论分析框架;(2)回顾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长周期制度变迁、二元作用机制及演进过程;(3)分析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形成机制、组织配置和全生命周期过程演化;(4)提出了面向新情境的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创新的4个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