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旅行与文化想象:晚清诗歌的一种现代性

晚清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许多外来的"新"语词被广泛引入写作实践,但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并不在于其新的语言系统所带来的新思想是否与西方义理一致.必须正视文化碰撞中语言的"旅行"特征和诗歌自身的想象性特征.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在于在新的语词与西方义理的冲突当中、在由新的语言构成的意象系统和诗歌境界的冲突当中、在承载现代性的个体经验需求和古典诗歌美学之间,其为我们所呈现的丰富性及其矛盾性.汉语诗歌也正是从新的语言系统的进入而引发问题,促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新诗的发生,应溯源于此.     

流亡与建构:申采浩的中国体验与近代想象

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对于其思想发展和时代认识、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者在英雄传记和幻想小说《梦天》中以英雄话语、国民话语来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想象,并表现了他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了20世纪20年代,申采浩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在一系列散文和小说《龙和龙的大激战》中以民众话语、阶级话语展现了他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申采浩的小说表现出主体"欲望"的隐喻与象征、变形与超越,并以此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象征和想象,从而具有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意义.申采浩文学的近代想象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体验叙事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结果本位的罪数理论建构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在罪数理论中也有体现。在确立一罪与数罪的标准上,行为标准说界定不明,犯意标准说基于行为人刑法的立场,而构成要件说也不够明确,应当以法益为标准结合构成要件判断区分一罪与数罪。在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界分上,应当以受到侵害法益的个数作为标准,如果侵害的法益超出了一罪的评价范畴,两罪就是想象竞合关系。在数额未达到所谓"特别法条"但符合"一般法条"时,可以再以一般法条入罪"递补适用"。     

民国前期的边疆游记及其文化想象——以云南游记为例

民国前期的云南游记大多描绘边疆的自然风貌、人情风俗、社会状况等内容,云南形象主要集中在"异域风情"及"落后"等定位上。从民国前期的云南游记来看,边疆形象是在各类游记中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所呈现的文化想象与边疆的真实面貌存在一定的差距。而讨论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一方面能揭示游记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也能从一个侧面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展开的复杂过程。     

城市与中国社会研究

城市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的发展,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演变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无法充分认识到"现代城市"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意义,那我们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的逻辑。普遍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城市想象,以及城市学研究中存在的学科间分异的现状,都不利于对中国城镇传统和现实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现代城市不仅受到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诸特性的影响,它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量。从城市维度切入可以发现:国家对于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的干预力。无论是城市社会研究还是以城市为重要维度的社会研究,都是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     

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形象学中形象概念的内涵新探

跨文化形象学中的形象就是他者形象,形象不是对对象的客观反映,而是对对象的想象,形象就是想象主体的表意实践。想象主体在想象中赋予对象某种意义,这种表意实践活动又是由想象主体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话语直接控制的。因此,形象学研究的虽然是异国形象,但重点不是研究被想象的异国他者,而是处于特定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的想象主体。形象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通过形象系统的符码化与再符码化运作,表达着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整体印象,确立想象主体对被想象的他者的优越地位。     

文学想象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论中的悖反性存在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自19世纪被正式提出后,直至今天仍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尤其在20世纪",现实主义"的泛化使其完成了文学越界,其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众多领域。现实主义在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对接"的过程中,关于文学想象这一争议性话题始终进行着自我悖反性言说,即在理论预设上为了张扬现实而排斥想象,但在创作实践中却又无法回避想象。"现实主义"对文学想象的刻意拒斥,削弱了文学想象在文学创作论中的地位,对其后的文学思潮与创作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厘清,不仅能够深化人们对现实主义这一文学创作思潮的理解,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我国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方向。     

“自我”与“乡土”的关联——论萧红与师陀乡土想象中的现代诗性

所谓的"现代诗性",并不是单纯指作品的意象、语言等外在层面的诗化特征,而是主要体现在其反映人的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即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以及生命意义的追问和探询。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萧红与师陀的独特性在于,对于生命感性与个体意识的叩问与反思成为其作品中的现代诗性的主要源头。在"乡土"与"自我"内在关联的建立上,他们站在了同时代作家的高度,同时也具备了某种超越性。本文主要以《呼兰河传》和《果园城记》两部作品为例,对两位作家建立在本体性存在基础上的"现代诗性"进行比较分析。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198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女性身体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观念曾遭到了学界的普遍质疑,重新寻找"原初"的女性特征成为文化及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然而,这种重建并没有在本质上超出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之躯的想象——柔美、弱小、母性、无欲、贞节等元素依然被作为女性身体的"天性"保留下来。男权文化传统中的女体窠臼在此处别有意味地充当了反对"性别同一化"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