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部目录的流变看经学思想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从经部角度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从六艺略发展到经部,经部从无到有,经部分类的调整及类目的增加使尊经为旨的书志体学术史得以确立并获得发展。易、书、诗三类的书目传承与书目的净化和细化,透露古文经学重兴的消息。同时,尊经崇实的精神贯穿三部目录始终并持续发展。礼、春秋、论语类的书目细化及入目分歧,既是目录学发展明晰化的反映,也与经学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     

从书院志看朝鲜初期书院的性格——以《竹溪志》、《迎凤志》、《吴山志》为中心

通过分析《竹溪志》、《迎凤志》、《吴山志》等三种书院志,展现了书院传入朝鲜之后在院规、祭享及官权关系等方面,通过内部的争论,形成独特的运营特性,并发展成为乡村教化工具这一本土化过程。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小说之预言性探微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将包含预言的志怪故事引入《三国志》中,是通过预言这一媒介将史书与小说沟通、结合,用文学故事之含义注释史书所述历史事件,阐发历史事件所含深义以及给人的启示,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小说的轮廓,启发了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     

《庄子》“志怪”“小说”用意探微

志怪小说在现代是指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可在《庄子》中,"志怪"与"小说"并不相关,它们在各自语境中有各自的用意。"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意在于求真;"小说"处于比较语境,用意在于凸现"道"境界的高低差异,同时在诸子争鸣中轻贬异说,突出庄学。后人往往在"志怪"与"小说"的虚构共性上曲解其原意,混用"志怪""小说"两个词,最终使之融合成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志怪小说。     

方以智对儒释道三教之批评与会通思想论析

晚明社会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达到极盛,并延及清初。方以智于明亡后拒不仕清,逃禅遁世,研习佛禅,传法几二十年。他也接受了三教合一之说,但是,他并非简单地认同此种社会思潮,而是对三教之优缺点皆有明确认知,对各家缺陷予以批评,并提出了补偏救弊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会通儒释道三教。探讨方氏佛学思想及其会通三教之说,对研究明末清初之社会思潮颇具意义,于了解哲学史、思想史亦具参考价值。     

《西藏记》《西藏志》关系考

在乾隆前期出现的相同体例的西藏通志类著作中,根据篇目名称、部分篇目内容及误字、脱字的比较,《西藏记》与《西藏志》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其刻本最早的基础当为《西藏志》的某种抄本.同样,经过篇目顺序、部分篇目内容的增删与改动、正文与程途中加注的比较,《西藏记》与《西藏志》又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画上等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两者只是篇目顺序有所不同和名称改一个字而已.总之,《西藏记》与《西藏志》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两部清代西藏地方志.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西藏记》虽然是在乾隆十六年左右根据《西藏志》某种抄本整理而成,但其刻本与和宁《西藏志》刻本相比,内容上较多地保留了《西藏志》某种抄本的原貌,这是《西藏记》值得注意的独特价值之一.     

知识分子的说和做

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语境中指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然而,在西方语境中指除专业知识以外有特殊担当的人。"在他们的活动中显示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显著关心。他们是寻求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一般象征的人……。他们根据更高和更广大的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他们用不实际的应该来反对诉诸现实。他们认为自己是理性、正义和真理这样的抽象观念的专门看护人,是常常在市场与权力场所遭     

论张金吾的学术取向——以《爱日精庐藏书志》为中心

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的学术取向中,以重视藏书、提倡读书为学问品行之本,推崇先贤、博采众长为学术研究之基,突破旧例、创设新制为学术精进之路,考证谨慎、不下妄语为学术立说之范。这些学术取向的形成与其家学渊源、个人的学术自觉及当时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正是秉承上述学术取向,张金吾在目录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保存了丰富的书目文献资料,还创新体例,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而且留下了大量的目录学著述。这些学术成就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推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