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志伊学颜”到“志孔学孔”——试论明儒王艮的为学路向与归宿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亦有自身的学术演变脉络。其中,在认同"学而至圣"这一价值理念的前提下,有关为学路向与归宿的构建则呈现出由"志伊学颜"到"志孔学孔"的话语转向。阳明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王艮借助对孔子人格的诠释与推崇,以志孔、学孔的主张,通过对"位"的有意忽略,化解了宋明传统中"志伊学颜"命题的困境;进而通过民间社会的重建,拓宽了为学实践之领域,建构起以立足民间社会而倡导修身讲学为内容的为学之路。     

民国日文版《山西省志》的几个特点

民国初年,日本人运用中国地方志体例,使用日本语编纂出版了《中国省别全志》18卷,这的确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大事,也是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日本人为什么要编纂中国的省志系列丛书,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日本人编纂的省志有什么特点,它对中国现代方志的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和作用?本文主要以日文版《中国省别全志》第17卷的《山西省志》为例,从分析该志的体例结构入手,对其特点和不足之处进行了研讨,强调指出:以编章节目谋篇布局;运用总论、概述和无题小序,加强志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记述;使用互见法解决处理志书的交叉重复问题,在内容撰写方面坚持述而不论,采用形式多样的图表与文字相辅相成,完全采用调查报告材料编纂省志等等构成了日文版《山西省志》的重要特点。因为日本人不想把《山西省志》修成"集大成的著作",所以该志的上下时限特殊、篇目结构特殊、收录材料特殊、所记内容特别,使用对象也是一个特殊群体的特殊个案,这不仅是日文版《山西省志》与民国时期所纂修的省市县志所不同的主要方面,也是日本人为简化志书结构、尽其所能以最少的篇幅和文字以提供最多信息和有价值数据而进行的一次尝试。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略析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的不同,与儒学发展变化的特定历史语境有着重要关联.在显层的“兴”论阐述中,暗含《诗》学阐释方式的变化与情、志(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以及此思考所得以可能的儒学核心问题的变化.大体言之,郑《笺》“以志统情”,强调“兴者,喻”的结构模式与“求诗意于言辞之外”的经典阐释方式;孔《疏》以“情志一也”,强调“兴必取象”;朱《传》以情为用、性为体,由情明性,强调读诗者的深入涵咏.     

历代《濂溪志》编纂与濂溪学的传播

从南宋起编纂周敦颐史料的思路基本有四种,少部分刊本接近文人别集式,大部分刊本虽名称各异,实际内容上突破了传统别集体例,涵盖了图、表、谱、传、志等地方志体例,还有一种是有关周子后裔的史料,可通称为'濂溪志'。这些刊本至少有54种,可划作四个版本系统:集系统、志系统、全书系统和遗芳集系统。历代《濂溪志》的编纂提供了濂溪学传播的文献载体,有光明周子思想、继承先贤精神的价值;其丰富的资料性,为周子在宋以后道学思想中占据的优势传播生态位提供了重要抓手;其图文互著的特点,利用视觉传播,生动展示了濂溪学的多样化存在,助益濂溪学在历代的传播。同时《濂溪志》这种以图经志人,以他人之文载人的个人史料编纂范式,为创新个人文集编纂体例提供了可资参校的范本。     

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兼论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当下意义

近年来,在借鉴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理论思潮和成果影响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的书写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以摆脱民俗学的危机.但只有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与民族志的区别,具有特别的学理意义.民俗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民俗志需要作适当的层次划分.在民俗复兴的今天,我们应该让"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共生共荣,使民俗知识有更好的机会和渠道与社会契合,实现民俗学的大发展.     

论《搜神后记》的志怪范型

《搜神后记》作为《搜神记》的续书共116则,除极少数取自《搜神记》、《孔氏志怪》、《灵鬼志》外,绝大部分素材取自当世之事。由于其创作乃为自娱,所以篇目中不少故事颇有情致,内容也比较驳杂,而最能代表其文学价值的主要是鬼神怪异故事、神仙长生故事和轮回报应故事这三种志怪范型。它们讲述人的智慧勇敢,描绘道教仙境的美妙,阐发佛教的善恶终有报,真实而曲折的再现了乱世中的社会风潮和人文面貌。     

从思想史的发展看西方天地之学传入中国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天地观念为"天圆地方",认定中国作为礼义之邦,居天之中央,由此派生出华夏中心论。这种观念虽然受到过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算历及地舆之学的冲击,但并未动摇其基础,于是又派生出西学中源的虚骄观念和中体西用的保守思潮。而鸦片战争前后所传来的西方天地之学,带有彻底的革命性质:一方面它将天地人视为统一的宇宙演化过程,不仅地球无中心,整个宇宙亦无中心,居于其中的人类正是宇宙长期演化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它彻底埋葬了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也带动了民主思想的大发展。因而,西方天地之学的传入,使明清之际萌发的民主、民生思想顿时成长起来而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从《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问世可见,西方天地之学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墨家学说研究

墨学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学说是包含经济、政治、伦理、教育、哲学、逻辑学、军事、科学技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从战国到秦汉年间,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思想主要贯穿于《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篇论述中,其中蕴涵着墨子改革社会政治、建立由"贤良之士"主政的"爱利百姓"之和谐社会理想。儒家和墨家一样,也是致力于"经世济民",但其治世的依据原则和践行     

儒道互补－从陈希真的形象塑看《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

与《水浒传》立意相反的《荡寇志》,历来被认为是一部反动作品.本文从分析陈希真人物形象入手,探讨《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儒道互补,并进一步探求其写作动因,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这部作品.     

刘统勋西北政务二事考——乾隆治边策略研究点滴

学界对乾隆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对于其用人原则和在西北的政治建设研究却并不足。该文以刘统勋为个案,考察乾隆治理西北的策略。作为乾隆时宰辅重臣,刘统勋为人练达端方,深得乾隆器重。然而在协理陕甘总督任上,因为建言不当,被革职查办。该文对刘统勋获罪原因以及最后为何免罪进行了梳理,探究了乾隆用人的原则。对于刘统勋总理编纂《西域图志》一事,文章指出其影响与局限,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在西北的政治建设,试图以此建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