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治史修养思想论略

治史者的史学修养关系到史学著作的可信程度和质量高低,因此,备受历代史学家关注.孔子提出"书法不隐",成为古代史学修养思想萌芽的标志.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秉笔直书成为著史的笔法和史家的道德信念.唐代刘知几的"三长论"明确了史学修养的范畴,初步建构了治史修养理论体系.元明时期,治史修养思想进一步完善,"正心说"和"二善说"成为清代"史德论"的思想先导.章学诚是集大成者,首次提出"史德"范畴,确立"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良史评价标准,提出养心术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治史素养思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鲁迅与阿尔志跋绥夫关系研究

阿尔志跋绥夫是鲁迅早期比较关注的一个俄国作家,鲁迅翻译过他的四部作品,并在多处提到或者评论过阿尔志跋绥夫。鲁迅的早期思想和创作与阿尔志跋绥夫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由于阿尔志跋绥夫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早期的研究者往往忽略这一关系。本文就是要整理出二者的关系以及最终造成二者在文学史上巨大差距的原因。     

鸦片战争对朝鲜的影响——兼论《海国图志》对朝鲜社会的影响

1840年6月,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不义战争——鸦片战争,从此中国逐步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影响却不局限于中国和英国等西方列强,因为中国在古代东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历来是朝鲜和日本等国所崇尚的天朝上国,自古以来对邻国的影响颇深。中国的惨败引起了朝鲜进步人士的忧虑与警惕,为了避免鸦片战争在朝鲜的重演,朝鲜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挽救国家和民族的道路,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使朝鲜产生了"师夷长技"的思想。     

中古文《尚书》与秦府图籍、《七略》关系蠡测

本文以刘向校书与古文献流传为背景,重新讨论了西汉“中古文经”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秦府图书的存佚、《别录》的性质等问题。认为西汉秘府所藏“中古文”《尚书》在书写形式、抄写时间、庋藏地点、考校今文的时间四个方面与“孔壁古文”《尚书》不同,它们不是同一版本。“中古文”应是秦府图籍的遗存,未栽入《汉书·艺文志》的原因则是《七略》实际上是刘向刘歆父子所整理图书的目录,而非西汉中秘及外府的藏书目录。     

试析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根据

学术界对墨子人格精神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人格特征的分析,没有深入地探寻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依据,缺乏理论根据.从人格精神的角度分析墨子思想,挖掘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根据,以此弥补这方面的空缺.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依据是:贵义是墨子人格精神的核心;天志是墨子人格精神的终极依据;兼爱是墨子人格精神的道德总纲领;重利是墨子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墨子人格精神正是通过内在的贵义尊天的精神与外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品质彰显出来的.     

北魏《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与西域鄯善国

鄯善国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西汉时期为西域设置的“西域都护”所统属,是丝绸之路西域南道重要的门户之一。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鄯善等国基本沿袭了西汉以来为内地王朝所统属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洎至公元5～6世纪,在《魏书》《北史》等史书中也有关于北魏鄯善国的相关记载。本文主要以洛阳出土的《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为主,进一步探讨了北魏时期鄯善及车师前部等国的历史,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     

论墨子的伦理思想

墨子的伦理思想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对当代中国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墨子道德观的中心、独具特色的功利主义、道德评价原则、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思想、以及其它伦理范畴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     

国产仙侠剧《青云志》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叙事创新

从2005年《仙剑奇侠传》的火热开播至今,仙侠剧创造了一系列的收视记录.这股延续十多年的仙侠热潮,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近期热播的仙侠大剧《青云志》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继承仙侠剧一贯的叙事风格之上又有了创新之处:融入了女性主义叙事特质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将故事呈现视角以及英雄人物角色都向女性偏移,且赋予了女主人公新时代女性的一些特质,凸显了女性主体意识;而《青云志》则打破了传统仙侠剧正邪对立的叙事观念,在宏观上构建起一种众生平等、正邪无界的价值观.     

《汉书·地理志》所载晋风俗区及其风俗成因——以今山西版图为界

在《汉书·地理志》所述风俗区中,今山西境内的有太原、上党,云中定襄、云中、五原,河东三个风俗区;据《汉书·地理志》载其成因一是自然环境(水土风气)的塑造,二是社会环境(君主情欲)的整合.     

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思想与当代中国的脱贫攻坚

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代宗师,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坚持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并致力于“富民”,提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应该服务于满足人民的需要,提出发展“人民的社会学”。费老一生都致力于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致力于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富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认识和总结中国各地农村“富民”的经验,费老不断发展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通过对费老著述中有关“志在富民”思想源流及发展的回顾和分析可知,费老强调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应采取不同模式,同时指出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背后面临的更大挑战实际上是文化问题。费老晚年着重论述的“文化自觉”和他之前有关农村发展的论述一脉相承,这些思想对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脱贫攻坚战略和政策实施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