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史上的细节关注与史实还原——《新安志》编纂历程考辨及其意义

在南宋孝宗时期,《新安志》的编纂历经罗愿复得《祥符图经》之前、之后及赵不悔知徽州三个阶段。而罗愿的修志准备,最迟从乾道五年(1169)作《附汪王庙考实》已经开始,至乾道九年赵不悔知徽州后,全面展开,并于淳熙二年(1175)修成。因此,《新安志》的编纂历时数年,甚至更长一些,淳熙二年只是个修成的年代,而不是开撰的时间,更不是在这一年内完成的。这有助于反映《新安志》编纂的完整历史,并且透露出罗愿修志的观念和目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小说可以“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观念考

"诗可以观"是儒家对<诗>之功能的经典阐释,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家在时代语境下运用"观"之诗学理论建构起了自己的小说观念,以适应小说传播的需要.志怪小说观念建构根植于儒家尚"学"的精神传统.     

宋代诗赋取士的官韵

唐五代科举诗赋用韵大体遵守《切韵》"同用独用例",宋代则出现了专门用于科举的官修韵书,诗赋应试,限韵与定格等以之为权威功令。宋代韵书编纂与前代韵书的不同正在其功用程度有别,官修韵书也是宋代科举在制度建设上的重要举措。宋代先后使用《景德韵略》和《礼部韵略》两部官韵,都对后世韵书的编纂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     

《澳门记略》引诗喻史探微

《澳门记略》运用夹注勾沉、以诗证史的写作策略为我们提供了“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的可称之为“以诗证史”之历史学阐释方法的一个范例 ,同时也保存了许多当时被朝廷列为禁书作者所创作的鲜为人知而极具研究价值的优秀诗作     

司马相如赋作失志情感论

司马相如创立的汉代大赋被认为是对西汉盛世的颂美之作,但从辞赋的抒情传统、西汉文人普遍的境遇以及司马相如自身的遭际来看,在司马相如的盛世颂歌里还有一种无法掩藏的盛世文人的失志之悲与幽怨情怀。     

蒲松龄志怪小说与艾伦·坡哥特式小说之比较

蒲松龄以《聊斋志异》表自己的“寄托”和“孤愤”之情,艾伦·坡则用哥特式小说服务于作品的艺术效果。在主题上都是揭露和反映现实的黑暗与丑恶,表达作者对理想的渴望与追求。艺术上各具特色,蒲溶文言与民众口语于一炉,使作品精炼、含蓄而又生动、形象、有趣;坡围绕故事预期的效果精挑细选词汇。蒲的题材包罗万象;坡的题材集中于怪诞与恐怖。蒲善长刻画人物形象和心理;坡只注重人物的心理,人物形象模糊     

佛教因果观与六朝至初唐志怪小说

中国志怪类小说脱胎于古代神话,到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与此同时,于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也逐渐摆脱了道教的附庸地位,开始正式在中国社会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而佛教观念中最基本的因果观,随着佛教的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小说中,即是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宣扬因果报应的故事。佛教因果观不仅为六朝以后的志怪小说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且其思想还深入到了小说的叙事逻辑结构之中。     

试论《世说新语》中的“反面女性形象”

鲁迅先生称之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其中涉及的人物有五六百人,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女性也因魏晋这样特殊的时代而独具     

世代演绎,积累成书——论古典“积累型”小说繁衍

《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古代小说史的著作,书中论述的小说颇具代表性。"积累型"是古代小说繁衍发展的方式之一,这类小说在形成历程中有厚实的母本文献基础,小说的情节内容、人物角色、艺术构思等世代积累,后世文人的改、增、删等润饰加工提高了其艺术水准。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谬误举要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是一部专门研究十六国地理的著作，但该作谬误甚多。本文分误入境外郡县、州郡县统属错误、部分郡县失载、同一地前后重出、引证史料错误和史料所系郡县错误等方面举例述其谬误所在，以便于更好地参考利用此书。十六国疆域研究的难度较大和洪亮吉对史料缺乏考辨，是《十六国疆域志》中舛误甚多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