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兆页与元初北方士人的“游艺志道”思想

赵孟兆页出仕大都以后，他与北方士人的交往折射出了普遍的心态，即“游艺志道”思想。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对于“志道”思想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修身养性，二是“达济”之志。他们以宗经的方式来实现为己的内向型的“道”，然后将所涵养的经学要义放在“有用”的层面去推崇，从而通过自己的政治权位来实现“道”的价值和自己的理想。在“道用”思想的影响下，“游于艺”的思想也出现了革新，古之“六艺”变成了诗文书画，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将之作为一种悟道的手段，“游”即参悟体道，是物我相合的过程，这也直接促使了赵孟兆页及元初北方文臣形成了“艺道相合”的思想。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治国用世思想的受阻，将“道用”的理想与志趣移植到书画艺术上，诗文书画不再简单的体现士人的情感意趣，更承载了一份理想、志趣的重量。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

一直以来,理论界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对立起来,从而形成文论发展的两个不同流派,似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互渗互补的矛盾性。事实上,理论界长期流行的这种"矛盾"说法有失偏颇。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这两种说法不仅在文本来源上造就了一种虚假的矛盾性,而且在以"情"为本体的观念上也分化了两者的交叠重合,而"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儒道观念的差异。     

从《志壑堂文集》看唐梦赉的社会交往与经国济世之理念

明末清初士人唐梦赉虽26岁被罢官,但居乡后倘佯山水,广泛交友,潜心著述,《志壑堂文集》正是其居乡四十余年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唐梦赉一生虽不曾施展其志向,但是却无不得志士人之抑郁不平之气,而是力探理学,文关民生。由于其广泛的社会交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得怀才不遇的他在地域社会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经学思想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经部分类方面,注重结合图书的时代发展和自己藏书的实际情况,联系实际,突破前人经部目录分类的藩篱,取得了较大进展,也为今天的图书分类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他在反思和批判汉唐和宋代新旧学术思想体系的弊端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学术风尚,既体现了宋学敢于怀疑的学术精神,又强调注重文献辨伪的考证之功,开启了宋代后期学术风气的新取向。     

黄宗昌与周至元《崂山志》比较研究——以写作体例和内容为中心

周至元的《崂山志》,对黄宗昌《崂山志》多有吸收和继承,但其增补、创新之处,也所在多有。其各卷名称和排序,多源自黄《志》,但纲目更清晰更具逻辑性、景点介绍之后多附相关诗文词赋作品、重视女性人物等,是其体例最突出的创新。而在人物、宫观、名胜、物产及艺文等各方面,虽也不乏对黄《志》的承袭,然其内容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了黄《志》。其中对刻石碑文的重视、对诗文佳篇和奇闻轶事的全面搜罗,尤其是关于德、日侵占时期史料的记载,都使得周《志》具备了较高的史学价值。     

《西学书目表》与《日本书目志》的比较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和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两部著名的译书目录,在宣传西学、开启民智、推动变法等方面,起到过相当大的作用,在中国目录学史中,也具有接轨世界、走向近代、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二者在收录对象、取法借鉴、影响领域诸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展现了康、梁不同的学术风貌以及相互策应、彼此补充的思想宣传策略。     

武则天时代的经史子集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称帝的女皇,她似乎是个谜团,充满了魅力。但是有关在她统治时期学术文化发展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探讨,本文拟结合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著录情况来研究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学术发展。     

《新唐书·地理志》诸渠考

李唐鼎盛，震古烁今，而其时水利详情，后人难见其貌，惟《新唐书·地理志》颇存其事，然亦复散乱，披捡辑出，凡七十三条。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其时水利工程偏重中原，江南稍兴；在纵向时间发展中，贞观肇兴，开元鼎盛，安史乱后，代代式微；而主持者之身份，以地方亲民官员为主，中央大员偶有措意。     

满族家谱述略

本文通过对若干满族家谱资料的分析研究，探讨了满族修谱的原因、满族家谱的演变过程及抢救满族家谱的意义。重点分析了满族家谱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各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