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分析的特征及方法论基础

这篇文章讨论了制度分析的三项主要特征(1)对制度差异的敏感性,(2)注重历史,(3)试图容纳观念与意识形态等心智结构方面的因素。由于这三项特征,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困难是如何把基于理性选择模型的静态博弈嵌入到基于生物演化博弈的历史过程中去。     

虚构与真实——浅析《赎罪》中的叙事判断

小说《赎罪》是一部虚构与真实混合交织的杰出作品。本文试从布里奥妮用虚构性做出的错误判断,作者自身创作过程中的叙事判断,以及读者做出的三种主要判断这几个方面分析小说文本的叙事性,以此说明叙事判断对解析文本的深层含义有着重要作用。     

灾害系统特征分析及综合

本文在分析灾害形成原因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灾害系统的时空分布特征，群发特征以及与人类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进化特征，并对灾害系统的综合评估作了初步探讨。     

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流动农民”叙事,是最引人瞩目的叙事现象.乡土作家作为叙事主体,其不同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叙述选择,使被表述的“流动农民”及其流动经验和城市体验呈现出斑斓驳杂的文化色彩与复杂多变的精神向度.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城市文化与前现代的乡村文化,如何理解和评价“流动农民”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及其各种悖谬,所有这些现实矛盾与疑问,都给中国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带来了价值选择的巨大困惑.     

裂变与循环：从诺兰科幻电影看后工业时代的时空叙事

在后工业时代,智能化、信息化、电子化的技术变革更新了人的时空经验,重塑了人的时空想象与时空叙事。人类时空叙事的维度不断拓展,有关虚拟、宇宙以及时空逆转的叙事大量涌现。以科技力量为想象驱动力的科幻电影,在这几种典型性时空想象的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相关电影较为全面地涵盖了这些时空叙事样态,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主要样本,以此探寻虚拟、宇宙与时空逆转叙事的主要表征及其所潜藏的文化逻辑。在科幻电影的多维时空叙事中,后工业时代的拟真性、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被推向极致;虚拟世界如数字符码拆解般的分裂性逐渐显露;宇宙循环呈现出强烈的动态性;过去、未来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也愈发复杂,瞬间成为诸多可能性迸发的一个重要时刻。危机与生机并存,科幻电影于时空叙事中触及当下人类深刻的精神危机及其为自身所设置的可能性突破路径。     

论词的叙事性

词通常被认为是抒情文学 ,因而未曾被叙事学研究关注。本文借鉴叙事学文本结构分析的理念和思路 ,寻绎和阐释词的叙事性 ,认为词具有叙事性 :早期的词调有许多又是词题 ,具有点题叙事性 ;词题的主要功能是引导叙事 ;词序是词题的扩展 ,是对词题引导叙事的延展 ,又是对正文之本事、创作体例、方法等问题的说明或铺垫 ;词正文的叙事与其它叙事文体不同 ,其特点是片断的、细节的、跳跃的、留白的、诗意的、自叙的 ;长调叙事受赋体影响而有铺叙式 ,短词叙事通常采用诗歌本色的隐喻式。词的叙事风格比小说典雅、含蓄、文人化。     

革命文学群己对立英雄观辨析

朱德发从人类视野探讨了集体英雄与个体英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精神意识深层开掘了集体英雄和个体英雄的灵魂构成,认为英雄既有个性主义意识又有集体主义思想,二者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统一的。王寰鹏认为,梁晓声知青小说的英雄主义既带有浓重的历史印记又体现了人性的本能,歌颂英雄主义和反思历史是梁晓声知青小说中同时存在的价值追求。李宗刚认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是中国革命这一宏大历史的缩影,其中隐喻着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最终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同时,英雄叙事还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时“个人魅力型权力”的眷恋。李钧从英雄性格入手,比较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与《天下荒年》这两篇小说的英雄观及其文化哲学的差异。张伟忠通过对《人间正道》和《抉择》中的改革英雄形象的艺术分析,认为他们身上既有对传统君子型英雄人格优秀品质的继承,也有对当代改革英雄品质的发扬光大。改革英雄的人格结构并不全是现代性的,其中还有权威人格和长官意志等传统人格负面因素的残留。杨新刚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雄叙事小说具有如下特征:从“英雄的人”向“人的英雄”的转进;英雄类型的世俗化和当代性;游走在主旋律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叙事策略;由反传奇性向生活化叙事抵达等。     

水浒戏中的搽旦与《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元杂剧中的搽旦表演与净角行当关系密切.现存元代水浒戏<同乐院燕青博鱼>、<黑旋风双献功>、<大妇小妻还牢末>中的搽旦脚色,对<水浒传>中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小说中女性形象与水浒戏搽旦的关联主要在于表现技巧与叙事态度的沿袭.但相对于戏曲中类型化的脚色表演,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朝个性化方向稍稍前进了一些.     

从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看五四时代的一种写作伦理

五四时期作家纷纷选择书信体与日记体这一小说体载,看重的是它在真实袒露创作主体隐秘的内心世界,表达创作主体主观情感方面的潜能.它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虚构性,以类似于真实日记或书信写作的状态进入小说创作过程.当时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在摆脱了日记与书信最直观的外在形式之后,仍然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把小说的叙述引向创作主体自身.即使在使用第三人称时,一些作家不仅仍然写着关于自己的故事,而且仍然固执地寻找着用第一人称表达的机会."新文学"的读者,则希望透过文学作品看到作家真实的心灵世界,寻找情感与思想的共鸣.以作家真诚而又真实的自我面对读者作为五四时代一种独特的小说写作伦理,体现出的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公民平等人格交往基础上的新的启蒙境界.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