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     

鲁迅小说诗学浅析

鲁迅小说诗学以历史的精神向度为焦点,依照别具一格的时空意识,采用一种充满真实感的、立体化的叙事策略,建构了一个体现历史演进的精神向度的世界模式。     

《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

<伊利亚特>中大量的史诗明喻是构成这部史诗雄伟壮丽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荷马史诗明喻的喻体都取自自然物象和与古希腊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和事务,显得原始古朴、苍劲雄奇,生活气息浓烈,极富人情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由于这些特点及其较强的叙事功能,史诗明喻遂成为一种优美的语用传统,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史诗中能明显地感受到.     

没落贵族的末世情怀--"银箫生、梵玲故事"与《紫罗兰》伦理叙事

"银箫生与梵玲的系列情感故事",是<紫罗兰>自创刊以来刊登的系列连载小说,整部作品以"自叙传"的手法展开,充满了抒情伤感的末世情调.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自叙传"创作,在读者中颇有市场.但是"银箫生、梵玲故事"的抒情自叙传,与新文学"自叙传"貌合神离,本质上完全不同.如果说,新文学"自叙传"以种种反社会的行为体现出对现代性追求的话,那么,"银箫生、梵玲故事"的抒情自叙传,却是通过叨絮的伦理诉求,建立起顽固的封建樊篱,以企达到反现代性的目的.     

两极交汇的张力——论中国第六代电影的叙事风格

中国第六代电影在叙事风格上呈现为诗意而又残酷、纪实而又魔幻、客观而又热情的两极交汇,这种撕裂感和矛盾性根源于第六代电影人自身文化定位的两难,也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化深层次的紧张和选择的艰难。     

被遮蔽的"文革"叙事--从《玫瑰门》评论小史谈起

<玫瑰门>是铁凝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重要作品,但从<玫瑰门>的评论小史可以看到,80年代后半期以来,评论界对"文革"主题的忽略与遮蔽是普遍的.其中对抽象人性的偏爱,导致评论界对铁凝等一些小说家揭开"文革"政治对人性阴暗面的催生和放大,与人性固有之丑陋的合谋真相这一努力,大多视而不见.这一情形与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当代文学观密不可分,也与"瞻前"而非"顾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有着内在的联系.     

文学介入历史：对解放区报告文学的一种考察

解放区报告文学以一种特殊方式参与了新历史的建构和创造的过程。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同构是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化”倾向的呈示和“史诗”化品格的追求是历史巨变时代对作家的必然要求。在具体的历史语境规约下,知识分子作家最终消解掉自身的学院化色彩以及单纯的社会批判的心态,以文学的方式建立起个体与历史发展的密切关联。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叙事变革的价值定位和前景期待

"新时期"以来以马原和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叙事大大推进了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这种"推进"实际上具有的仅仅是"移植"的价值,真正的中国小说的叙事革命并未到来,因为这种"革命"的本质乃是创新.而由于中国现今特殊的国情,这种创新已经无法从西方现代小说的移植中培养,所以,"中国本土化叙事革命"也就成了我们热切的前景期待.     

特大灾害与法制建设的思考

特大灾害具有难以预见、不能抗拒、损失巨大等特点,必须制定应急的法律。特大灾害包括政府责任与组织、物资征用、社会救助、灾后重建等内容,必须以法的形式加以调整。     

《高僧传》文学性初论

《高僧传》对当时及其后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但历来的文学研究,都没有将其直接纳入研究的视野《高僧传》不仅好多真实的情节富于文学色彩,而且颇多真实的虚构,尽管“非有意为小说”却颇有小说丰神。后人研究魏晋南北朝小说,往往分为志人和志怪两大类别。一般而言,两者之间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也是符合当时小说实际的,但一篇之中,将两者和谐地融为一体的,是比较少的。《高僧传》融两者于一体,在志人的过程中将志怪不自觉地融合其中,在小说史上,具有从实录走向虚构的过渡阶段的特殊意义。因此,《高僧传》不仅是后世高僧传记的楷模,而且也为唐传奇的创作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