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角度与历史事实——西方史学理论下的中国传统考据学之思

面对史料,因纂述本身的缺憾,再加上主观能动性的渗入,其呈现出来的史实,似有一种飘忽性。在个案方面,具体表现为史实抵牾。那如何透过主观能动性,确定历史事实的存在,这就需要我们分辨撰者的叙述角度。由此出发,可以探析史实抵牾存在之因。因此,叙述角度在历史研究中意义较大,希引起研究者之思。     

以乡村民众的视角探寻历史发展的多面性——以土改前山东根据地农民互助状况为例

在革命史视域下开掘的农民史、乡村史的资源在社会史、民间史范畴内亦同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角色简单视为"号召—响应",但从乡村民众的视角观察1938—1946年的山东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运转状况可以发现,农民实际上并不是简单地响应革命政策,而是有较为复杂的心态。"自下而上"的研究有助于丰富那段被"简约化"的历史,探寻历史发展的多面性,也为当前农村工作提供了资鉴。     

责任与偏向——论20世纪30年代农村灾难题材文学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自然灾难频仍,破产农民增多,冲突和骚乱事件不断.对此,新文学作家们作了大量的书写.这些书写呈现非常明显的共性特点,反映了作家们共同的乡村关注心态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这是30年代左倾化思想情境的产物,也体现了作家们密切的乡村联系.这些书写揭示了许多乡村底层的生活真实,却也因政治偏向导致了某些遮蔽,艺术上也存在着模式化和表面化的缺陷.     

上海的简称"沪"本指一种渔具

上海的简称"沪(滬)",本指一种渔具,至今仍在使用. 据史料记载,古时,吴淞江在今上海青浦区北部出海,其水域一望无际,烟波浩渺,下游村落多为渔民,普遍使用一种叫做"沪(滬)"的竹制渔具.南朝顾野王《舆地志》对这种工具作了细致描述:"插竹列海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而没,潮落而出,鱼蟹随潮碍竹不得去,名之曰扈."也就是将竹插在河流中编成栅,使随潮水而入的鱼蟹多被阻拦于竹栅内.特别是河蟹,具有攀爬的习性,在顺水而下遇到竹栅阻拦时,就拼命向上攀爬,使渔民唾手可得.     

论新时期《上海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新时期的《上海文学》不仅刊载小说创作,也发表文学理论和作品评论,为当代作家和评论家提供文学实践的园地,同时依靠其选择机制对小说的发生与演进施以直接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最原生态的样貌,而且还以其现实的精神参与到了这一历史的生成之中,并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新时期《上海文学》为当代文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者,并通过策划"读者中来""读者评论""编者的话"等栏目,在坚守严肃文学立场的同时凝聚了自己的作者群,依靠他们,《上海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新时期《上海文学》无论是对旧文学观念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观念的提倡,都没有脱离具体的对象,表现出了非常及物的精神品格。这一精神品格已经转化成最重要的文献史料,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依赖的重要资料。     

新中国初期文化史述略

近几年,新中国初期文化史在史料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绩。但不可否认,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尚有较大的深入空间。当前,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呈现出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以及专题性突出的特点,可文化史书写要有"史"的韵味,则必须回归文化本身,以具体时期为切入点做更为严谨的实证性研究。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 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 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 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 被刘知幾援子入史, 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 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 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统计史料研究的新发展——评李孝林教授的《基于简牍的经济、管理史料比较研究》

我国统计史历史久远,随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早期的统计是国家计算,通过对人口、土地和财产等方面的登记汇总,为征兵课税、治理国家服务。我国统计史料浩如烟海。简牍是文化瑰宝,历史遗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传统的统计史     

宋代笔记文献医药史料若干札记

宋代笔记文献中存在一些关于疾病与药物的史料,其中包括眼疾、齿疾、脑疽、洁疾等涉及五官、内外科、心理等方面的疾病以及菟丝子、花蕊石散、匈奴露宿丹等药物,这些零散的医药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的医药状况与水平,同时也可借此了解宋代医疗中的病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