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型教学在中学英语课堂的应用

任务型教学是建立在二语习得研究基础上的全新教学模式,它以具体任务为载体,以完成任务为动力,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文中结合我国中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要求及中学生的个性特征,探讨任务型教学的原则、步骤及其在中学英语课堂的应用价值.     

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的总体走向与基本历程

进入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间,儒学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变迁相俱进,与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相伴随,其形态与功能发生了由古代向现代的转换。这种古今之变是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的总体走向,其展开过程呈现出诸多历史环节:(一)从经学时代向后经学时代的嬗变;(二)从建立孔教到开创现代新儒学的转换;(三)20世纪30-40年代现代新儒学的兴起;(四)20世纪下半叶台港地区儒学的开展;(五)近30年来中国大陆新儒学的出现。只有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才能对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作出深入的考察、细致的分析和准确的把握。     

“该A则A，该B则B”框式结构研究

“该 A 则 A，该 B 则 B”是一种“框中框”“句中句”的复杂框式结构，其可变项 A 和 B 的语义特征较为复杂。整个结构强调理当怎么样自然就怎么样，表现出[+理应性]、[+虚拟性]、[+条件性]、[+推理性]和[+强调性]的语义特征。在语义上，该框式结构还具有特殊的语义增值性，其增值的方式主要有对比凸显增值和典型事例增值两种，而其中的增值机制就是极量原则和类比推理。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评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

正近二十年来,我因为稍微留心经学,遂暴得"专家"之名。其实,自己的斤两,自己最清楚。我有两怕,一怕《尚书》,二怕理学。怕《尚书》,以其文字艰深;怕理学,以其义理玄妙。承蒙陈良中先生不弃,赠我《朱子尚书学研究》一册,并嘱我看后提出批评意见。这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转念一想,以我退休之身,时间比较充裕,何不趁此机会补补课,说不定还能祛除一点恐《书》病,何乐而不为。于是沉下心来,从头到尾,逐字逐句读去。不知不觉,读出点味道,有了引人入胜的感觉。逐章逐节读下去,     

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

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     

“道由中出”与“通经践礼”--论吕大临的道学实践宗旨

作为张载与二程的门人,吕大临的思想既显示出道学理论指向的共性,也有独具一格的个性。由解释《中庸》而得出的“中者道之所由出”,集中地反映了吕大临以工夫贯通本体的理论特点,而“通经践礼”则既表现了他通过义理重释和社会教化以复兴儒学的努力,也呈现出将经学和礼学融入身心修养之“为己之学”的道学实践特点。     

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论汉晋《春秋》学之“重民”“德治”思想的影响

包括《春秋》及其三传在内的儒家经典所蕴涵的"重民""德治"思想,在汉晋经学家的阐发下,进一步对中古产生了深远影响。前一经学思想,化生了中古史家的"利民"、"惠民"等措施;另一方面,后一经学思想中的灾异说经,又在中古史籍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论1930年《骆驼草》周刊的文学观念

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政治文化环境的荒漠化巨变使《骆驼草》周刊问世。作为当时北京唯一一份综合性文艺期刊,《骆驼草》周刊是一份富于自由主义气息的刊物。《骆驼草》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淡化《语丝》时期的凌厉,归隐书斋,专注于草木虫鱼式的趣味闲谈,不仅实践了他们"自我性灵的自由抒写"的文学观念,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转向提供了契机。《骆驼草》周刊远避当时文坛的政治化与商业化,以个人性情的抒写为艺术之根本,从中西文化传统中寻求新的人生价值取向,对国民大众进行常识启蒙,以实现他们的自由主义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