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焦循道德哲学的得失利弊

焦循的道德哲学以"知"和"利"为主要内容,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分析这种道德学说的方法论,价值、意义及严重不足,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正统儒家道德学说的严正性和独立不依性。     

《焦循诗文集》点校拾误

广陵书社出版的新编《焦循诗文集》合并焦循诗文著述十种,为焦循和扬州学派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基础文献。鉴于整理点校对象多稿本、抄本,不免有种种版本烦难之处,点校过程中存在一些失误。文章掇拾57条加以辨析,以就教于点校者及方家。     

焦循人性论辨析

焦循是清代对孟子性善说申发最用力者,他强调性,生而然者也,其人性论立论基点是智,人也;不智,禽兽也,故人性善,禽兽之性不善。焦循认为,人具四端,人能知,人可教而明,人知情有欲求精妍,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人知尊贤采善,人知权善变,人可旁通情欲,故人性善。焦循在承认人性是本然之性、生而有之的前提之下,通过人兽对比,着力证明人具四端的社会属性是善的,以文明、智慧力证人性善。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焦循文学视野中的明代八股文

焦循推举八股文为有明一代之所胜,是因为作为文体,八股文前代未有,明代始盛,而明代八股文具备源于内容因素的价值支撑,存在不溺于科举爵禄之见,根柢经术,以行为本,厚积薄发的实学八股文;八股文具有作为文体形式的综合性,作为文学样式的延续性,作为文学作品的虚构性,作为文章体裁的趣味性。由于焦循遴选有明一代之所胜的标准存在缺失,这一总体判断与明清以来的公众舆论产生了错位,但焦循将八股文置于中国古代文体史与文学史的广阔视野中进行考察,引出了不少别出心裁而且很有意义的结论,体现了他对八股文复杂认真的理论思考。     

焦循《雕菰集》诗文成就管窥

焦循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数学家和戏剧学家,也是重要的文学家。他的诗,关心民生疾苦,贴近百姓生活,"缘事而发",感情真挚,叙事性强,语言明白流畅。他的文,有明确的褒贬抑扬、针砭推崇的态度,破立结合,求实、求新、求精;语言精炼、形象、准确、犀利,富有战斗力。其文学理论,有"文之强弱不在形而在骨,不在骨而在气,不在气而在神"、"神强形亦必强,神弱形亦必弱"之论,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诗言志"之述。     

明清学术中的“尽心知性”说——以王船山、戴震、焦循为中心

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对孟子的“尽心知性”说,通过区分“心”的两种内涵提出了“知性而后能尽心”和“尽心然后能知性”的两种解释,事实上说明了宋明以来理学和心学的两种不同解释路径。他与陈确、黄宗羲等人兼知行而言尽心,代表了明清之际重力行实践的学风转变。清代的戴震、焦循则突破理学的藩篱,从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视野重新界定了“心”“性”“天”的内涵,充分肯定血气心知的价值和意义,将孟子的仁政和王道思想有机融入“尽心知性”的心性论思想当中。焦循还摒弃了尽心与知性的先后次第争论,进一步提出了尽心与知性的双向生成说。     

焦循《孟子正义》以易释孟平议

焦循重视经义的贯通,是他得以形成以易释孟思想体系的基础。焦循《孟子正义》以易释孟,突出体现在他以《易》学思想对孟子所论的“道＂、“性善＂、“经权＂等思想概念的诠释上。焦循对孟子思想的诠释,使得孟学呈现易学化色彩,拓宽并深化了后人对孟子思想的理解。然而其中也有牵强之处,偏离了孟子本意。焦循以易释孟背后的依据,应源于他对理学的抵触,反对空疏,试图寻求一条新的途径来诠释《孟子》,尤其体现在他以（（易））学之“通变”思想来诠释孟子的“性善’论上。     

八卷本《扬州图经》作者质疑

一些出版物认为八卷本<扬州图经>的作者为焦循、江藩.但通过对有关书目、传记、年谱、文集资料及<扬州图经>本身内容与版本的研究,人们可以确认该书并非焦、江所著.     

被遮蔽的史才：焦循与乾嘉史学再认识

焦循史家的身份,长期以来为其经学盛名所掩。今人论其史学,多着眼于历史编纂学尤其是方志学,既未全面揭示其史识,也未触及其史学本体论问题。焦循不仅是清中叶《国史儒林传稿》成书的幕后功臣,于全书有发凡起例和奠定框架之功,还是章学诚思想早期重要的“发现者”,二人在经史观、文史观、历史编纂学、历史认识论等方面有诸多共识,他对章氏学术的理解和接受,远超同时代学人。焦循重视史学,根本上源于他贯通的学术思维,他以天地、阴阳比附经史关系,在区分经、史各自学术属性和研究范式的同时,又强调二者交叉互补之关系,既以经义统摄历史编纂,又善用史学的思维和方法治经。他视史学为征实之学,但又不局限于史实考证,而以认识和解释历史为宗旨;既强调史家认识历史的主观能动性,又严守历史主义的方法。焦循史学的“发现”,不惟有助于深化对乾嘉史学和《文史通义》早期传播史的认识,也不失为以“整体”视角推进古代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显著个案。     

清代中后期经学家的戏曲观——以焦循与俞樾为中心

焦循与俞樾戏曲观的基础是性情说。以性情为根据,他们描述了文学、文体的发展脉络,戏曲则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从而使戏曲的存在获得了学理上的依据。二人又视戏曲为学问并进行研究,且俞樾的戏曲创作将知识学问及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通过戏曲这一文体展示出来,体现出教育普及与救亡图存的倾向,在客观上拓展了戏曲教化的范畴,对清末民初梁启超等人的理论与创作起了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