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中的父子母题(下)——以鲁迅、曹禺等人作品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分析了鲁迅、曹禺等二、三十年代作家对父子母题的处理及其中所隐藏的文化内涵。父子母题的处理在新文学中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文化意义:它既背负着反传统的精神使命,又融入了日常亲情和人生伦理的意味。这种取向的混杂使其意义显得隐晦难明。因而,疏理这种意义隐晦的情形,并借此揭示新文学在精神开掘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就成了文中之旨      

避讳型故事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解读

禁忌母题是中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个频发性母题,就避讳故事而言,禁忌母题即为故事的中心主题。通过对这类叙事文本的阅读实例,暴露潜藏在这些文本下面的文化无意识;力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挖掘其深层的文化底蕴、形成的根源、发展的脉络以及这一禁忌母题所表现的禁忌民俗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的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美丽的总留下忧伤——论《平凡的世界》里的悲剧爱情

路遥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都始终不变的表现了悲剧这一主题。平凡世界里的爱情,总是充满了现实困顿的磕磕绊绊。真诚的爱情,往往要经受人们潜意识中的悲剧宿命的磨难,最后幸存的爱情几乎成了一种理想。短暂的美好和永恒的苦难相比,甜显得那么奢侈,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美丽的总留下忧伤。此文想讨论的正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的悲剧爱情。     

“胖婶”情定巧克力师，“闪婚”的爱情地久天长

看过大型情景喜剧《家有儿女》的人。一定会对里面“胖婶”幽默搞笑的表演记忆颇深,这位“胖婶”的表演者就是国内金牌喜剧演员张海燕。张海燕在近百部影视剧里塑造了一个个令人捧腹的喜剧形象,其亲切可爱,又不失豁达和善良的形象赢得了“第一胖婶”和“内地沈殿霞”的美誉。     

《远离尘嚣》：哈代的奠基之作

哈代的成名作<远离尘嚣>,在作者的悲剧思想和爱情婚姻观发展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并标志着其创作技巧进入成熟阶段.     

论杨绛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作为在“五四”新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杨绛从小说创作开始就努力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用其独立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她的小说在塑造了一批女性经典形象的同时,也描绘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角色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品格虽有高低之分,但爱情都充满失落无奈,事业上少有成就,且性格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点和弱点。杨绛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消解了男性霸权,冷静地呈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委婉地反映出人生的局限和社会的荒诞。解读杨绛小说中男性形象的丰富内涵,是欣赏杨绛作品艺术、探索知识分子内心、解读社会现象的有效途径和独特视角。     

论《围城》爱情伦理的三重主题

《围城》体现着特定的爱情伦理。通过对方鸿渐和苏文纨、孙柔嘉、唐晓芙等人爱情纠葛的冷嘲热讽,钱钟书把他坚持的爱情伦理慢慢展示出来。《围城》的爱情伦理围绕本然、实然和应然三个主题展开：一是对爱情困境的客观叙述,表现了其主体意蕴;二是对荒诞的婚姻“围城”的热切关注,表现了其现实维度;三是对人生希望的执著追寻,表现了其理想主张。     

文化杂合、爱情与多余的主人公--奥尔罕·帕慕克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帕慕克是一位文化杂合的作家。帕慕克笔下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媚俗的叙事。帕慕克小说的主人公是无足轻重的、边缘的。这些帕慕克研究中的定论与空白,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帕慕克提供了一条通道：帕慕克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到底发现了什么？什么是“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这是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答案就在我们对帕慕克之爱情叙事与主人公的误读和批评之中。     

论元杂剧爱情婚姻戏的女性形象书写

元杂剧是元代戏剧艺术成熟的标志。其中爱情婚姻戏数量最多,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丰富、鲜明,个性突出。元杂剧爱情婚姻戏剧本继承了文学抒写爱情婚姻的传统,其女性形象书写的成功,得益于元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大量文人投入杂剧创作的结果,承载了元代文人仕途和婚姻的幻想。这些爱情婚姻戏中的女性形象符合女性善良、勤劳、包容的传统理念,元杂剧爱情婚姻戏塑造的女性形象,对后世明清戏曲发展重要影响。     

传统文化元素在动画作品中表达的现状、困境与优化

传统文化是我国文明历经五千多年磨砺与考验,积淀而来的反映民族特质与风貌的历史瑰宝与思想精髓。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动画作品制作中,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应对多元文化冲击探索出的一条传统文化传承新路径。《大圣归来》《秦时明月》《大鱼海棠》等动画作品的出现,得到了大部分观众认可,对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反观我国整体动画市场,很多动画作品对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表达还存在误区,极易造成传统文化的异质化传承,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