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谈英语文学作品中人名的汉译问题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相对来说译法应该比较固定,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人名往往还是译无定则.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这个自由度也应该以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前提.文章拟对《推销员之死》一剧两个译本中人名的翻译进行分析,探讨两个译本中人名翻译的得失,以期为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面提供参考.     

浅论教学视野中教师心育能力的培养

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形势下,教育者自身的心理素质与心育能力显得日益重要。针对目前从教育心理学角度发现的一些教师容易出现的心理缺失状态,学校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教学视野中教师的心育能力,以更好地发挥教与学的双主体作用。     

让审美理论在实践中走向澄明之境－－兼评《通向澄明之境》

在当今美学日益边缘化的境况之下,要发展和推进美学,就必须以实践作为逻辑起点,让审美理论在实践中走向澄明之境。这条建构当代中国美学的道路就是在实践中的人生论美学与审美人类学的统一。     

中国古典词学南北宋之宗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学南北宋之宗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条线索中:一是偏重以北宋词为宗之论的承传,二是偏重以南宋词为宗之论的承传,三是主张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之论的承传.上述三条线索,从不同维面展开了元代以后词的基本审美取向,共同构建出元代以后词的基本创作路径与艺术格局.     

诗教论

诗本指有韵律、可歌唱、可朗诵的歌词,向有庙堂草莽之分。庙堂之诗追怀先王陈迹,记录当朝得失,政教合一,抒情克制,具有熏陶君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治国功能,故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官方无不重视;草莽歌谣记录平民生活、无关治国理政、主要愉悦性情、抒情多无节制,故九代官方莫不无视。商末至清末长期实行宗法制,大部分贵族不断平民化,庙堂思想文化遂不断下移;春秋时代钢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莽思想文化水平亦有所提高。两相作用,遂使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庙堂草莽交融为“郑声”,战国时代楚国文人融合草莽歌谣创造辉煌楚辞,汉代文人模仿民间乐府创作《古诗十九首》等新经典文人诗,唐宋以后庙堂文人贩夫走卒均会作诗,诗教的治国功能和娱乐作用均受重视,在春秋至今的后九代,庙堂草莽逐步深度融合。春秋时代兼有九代后九代的特点,故兼属两个时代。后九代诗论、诗教理论长期停留在九代,与诗歌创作诗教实践脱节,故均需重新检讨。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     

汉简所见两汉之交河西窦融集团的粮荒问题

两汉之交窦融据守河西的初期,粮荒蔓延于整个河西地区。窦融集团因时制宜,先后采取核定吏员编制,缩减吏员廪食数额;纠察隐藏私占瞒报现象,完善粮食支出核查制度;禁杀马牛、安置随军家属,增加农业劳动力;打击私铸钱币与掘冢贩卖衣物等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径;以及颁布以谷为俸的官俸新制等等一系列举措,及时地解决了粮食危机。这为河西窦融集团成功地排解周边羌胡势力的夹击,保境安民,并支持光武帝消灭陇右隗嚣割据势力,平定巴蜀公孙述,完成全国统一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原忠恕

"忠恕"是贯穿孔子学说的一条思想主线。"忠"与"诚"可互训,忠者必诚,诚者必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恕"和"忠"一样,都是"从心",即发自于内心的道德理念。心诚则忠,恕也必须基于心诚,但心有诚却不一定就能"恕",与"恕"最接近的是"仁"。如果没有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礼乐相融的和乐美境不可能出现。适合于今人和尔后之人的恕道,也可推及古人,章学诚称"恕"为圣门之大道,而"文德之恕"是学者论古所必需者也。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是任何学人欲阐释古人之著述和学说,均无法避开的基本学术立场。     

君宪乎?共和乎?——论杨度政治思想的嬗变

早年杨度研习传统的帝王之学,后力主君主立宪,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实行帝制,失败后又一度热心张勋复辟,随后又毅然追随孙中山,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而奔走,而晚年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杨度一生中的政治思想变化是较大的．但这也是那个时代众多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断追求真理的真实写照。不能简单地以投机论之。本文拟对扬度政治思想做一简单评析,并试图揭示其嬗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