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

爵是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典型器物。迄今为止 ,它既是人们所习知的 ,又是人们所未知的。这种“习知”来源于爵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而“不知”则来源于人们对爵的基本特征及用途的模糊认识。就其历史功用而言 ,爵既非日常之“饮酒器”、“滤酒器”,亦非单纯之“鬯酒器”、“煮酒器”,而是“浇酒敬神”的专用祭祀礼器 (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兼有“温煮鬯酒”的功能 )。而从器形特征上看 ,在商代酒器的基本组合 (爵、觚、 )中 ,爵、二器均作明显的“象雀之形”,应为商代人图腾之象征。商人以带有图腾造型的青铜重器——爵、等来祭祖敬神 ,并使之成为祭祀礼器之经典组合 ;这一状况的产生 ,并非偶然所致 ,而是商人图腾观念之于物质文化上的绝好反映。     

薛冈《天爵堂笔余》记《金瓶梅》事新考

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有一则记载《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和刻本问世的重要资料,以往诸家所考均有未逮未确之处。经深入考索,得出了更加切实的结论:薛冈在京看到文在兹见示《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月至三十年(1602年)九月之间;包士瞻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就任德州判官路经苏州时购得《金瓶梅》刻本的,这也是《金瓶梅》刊刻面世的下限;包士瞻、薛冈所见《金瓶梅》刻本应为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本。     

试论汉初刘邦时期的军功爵制——以《史记》、《汉书》的记载为主要依据

汉初刘邦时期的军功爵制极具特色,前期推行的是楚国爵制,汉五年五月五日后则开始采用秦代的二十级爵制。文章将通过《史记》、《汉书》等其他秦汉时期著作分析这两个分期的军功爵制的相关情况。     

天爵与人爵——论德福一致何以可能

本文比较系统地清理西方以至康德的善恶观念,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德行与福报的关系难题,亦即是否真如人们通常所说的"有德必有福,无德必无福",抑或这不过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已?康德亦是从神人之际或天人之别出发,从而得出: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尚且连极善都不可能达成,又怎么可能在人间实现至善或圆善呢?除非全知、全能、全善、全在、永恒的神之此在,而又同时人之灵魂不朽,因为前者将保障人之所有善恶皆无以隐遁,终将毫厘不爽地获得报偿;而后者会让人相信,人可以在无尽的未来中,只要不断地坚持向善,就终究会接近直至达成人之极善。而且,即使今生今世善恶未获应得的报偿,但人死灵不朽,善有善报而恶有恶报,所有人无一能有例外。不过,儒家却认为,人之达成极善的能力为天所完全赋予,所谓"天命之谓性"是也。圣人就是达成极善的楷模,而人人皆可为圣贤,则人人皆为圣贤之时,即是至善或圆善的实现之日。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请卖爵子”句义辨正

关于<论积贮疏>中"请卖爵子"一句的释义,目前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朝廷卖爵民卖子;一是认为民卖爵又卖子.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引证,阐述了后一种意见的正确性.     

造士·选士·命士 --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二)

先秦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文化群体."士"的指称对象.在西周初年,主要是"殷遗"或周邦以外的"有方"人士.由于周人需要培养自己的官司民守,"士"要领的内涵也就发生了转换和锐变.这一转变的关键,便是周人各级教育网络所具有的"造士"功能.周代教育十分完备,贵族子弟享有各级教育的权利,平民不乏受教育的机会.周代士子受教科目,包括"德行"与"道艺"两类;其培养目标就是德艺兼备,"出使长之"入使治之"的文武兼能之士.周人以射礼选士,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周代选士,有相应的爵命制度,胡有"命士"与"庶士"之别.周代士人的培养、考选与爵命之制,决定了他们作为新型知识群体的文化特征.     

从天使到恶魔--马加爵人格异化的心理历程探析与反思

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的冷血杀手马加爵有着扭曲的反社会人格.追溯其成长历程,可以发现其人格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异化过程.深入追究造成马人格异化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反思其客观根源,对于制止悲剧有着重要意义.为控制悲剧的发生率,高校需要建立针对潜存危机学生的人文关怀与危机干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