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题材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研究

以中国题材的无产阶级作家为研究对象,将一生坚持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作品、在战争期间对战争避而不谈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作品与受到打压后迅速放弃无产阶级理念的文学家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这些作家对于人物形象描写的异同,发现其创作虽然关注了中国劳动者阶层和他们的生存现状,但仍然存在局限性与不彻底性。     

行政区划调整视角下寄治县发展的路径选择

寄治是一种行政治所和行政区域相分离的行政区划现象。目前,我国在辽宁省、河北省、河南省和新疆自治区等地仍然存在数量不多的寄治县。然而,随着县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寄治县这种行政治所与行政辖区相分离的情况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了县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亟需厘清寄治县发展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促进寄治县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边疆治理视野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价值意蕴、实践探索与路径深化

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作为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复杂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边疆治理深刻映射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党中央先后三次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擘画部署新疆工作,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治疆方略,具有深刻的区域性和国际性意义。依法治疆彰显中国之治的治理保障,团结稳疆突出问题导向的治理思维,文化润疆强调五个认同的治理精神,富民兴疆凸显以民为本的治理定位,长期建疆注重内外联动的治理战略。新疆在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实践中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一体推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同向发力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协同实施教育提升工程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兴,耦合协调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全面提升制度供给与制度效能水平,为嵌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了边疆贡献。     

自治、法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探讨

确立自治、法治与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于“三治结合”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自治、法治与德治并非同一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具有独立性,是高位阶的治理方式,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核心地位的确立源自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确立,法律法规与中央文件的明文规定,以及乡村治理实践的偏移。法治与德治不具有独立性,居于次优的平等地位,前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保障,它要求乡村自治不得逾越法律边界,法治政府的成立需去行政化,而重点在于约束村委会的行为;后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辅助,它一方面可以弥补法治的缺失,另一方面又可以修正法治的不足。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