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扶贫工作新特点与对策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决定性进展,但还面临贫困对象脱贫难度加大、非收入贫困现象依然严重、致贫与返贫现象依然存在等问题。要完成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扶贫工作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需要精准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已步入攻坚克难阶段,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需要加以关注。应容许农民以4种生存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以打工就业作为脱贫帮扶的重点措施,应提升农业生产合作化水平、推出多种不同农业生产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当地特优农产品销售专区、打响农村区域保姆与护工品牌、稳定贫困户农产品生产收益等。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根本问题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紧紧抓住和解决好基本制度、生产目的和资源配置这三个根本问题.这三个根本问题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基本制度方面,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生产目的上,要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保证被解放和发展了的生产力归人民所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资源配置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有公有制经济的全力配合,政府对资源配置才能真正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当然其效果如何还得看这只手有没有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保证了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效率必然是也必须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从而这个效率必然是与公平一致的.     

国际粮价波动与我国粮食 供给的动态关系研究

对于国际粮价波动的冲击,我国粮食生产呈现出较缓慢的正向响应,粮食进口则表现为从负向响应转为正向响应,并逐渐收敛趋于平稳;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变动具有推动作用,对进口量的变动具有较大贡献;长期来看,我国粮食进口量对生产变动的贡献率较大,而生产对进口量变动的贡献率较小。因此,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深入粮食价格市场化改革、提升粮食增产潜力以及促进粮食产业链协同发展将成为稳定中国粮食供给的政策取向。     

空间正义与城市革命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由于新全球化的全面扩张和都市化运动的快速推进,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已由传统的物的生产转换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空间正义/不正义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点和热点。作为断裂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凸显着空间非正义问题,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城市空间成为受资本力量支配的新的剥削模式,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城市贫富悬殊的加剧,消费领域中城市空间的等级化与堡垒化。在大卫·哈维看来,要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必须在城市空间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塑公民意识,争取空间生产权。     

遗产化实践与非遗的意义生产和共享——基于佛山“行通济”民俗的考察

近百年以来,中国的传统民俗经历了一个遗产化过程。以佛山“行通济”民俗为例,在文化、经济、社会的变迁和转型过程中,其文化内涵经历了从求子到求财到慈善的变化,其文化价值则经历了从俗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公共文化产品再到城市文化名片的变迁。民俗的遗产化实践实际上是一个适应时代变迁的文化意义生产和共享的过程。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正视这一持续进行的遗产化实践进程,不断对非遗进行适应时代发展的意义生产和共享,方能使其得到可持续的活态传承。     

激励强度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组织认同的中介效应

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激励强度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研究假设,面向五个不同所有制企业的203名员工收集了问卷数据,在检验数据质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回归分析证实了研究假设.发现激励强度与员工组织认同正相关,组织认同与员工反生产行为负相关,组织认同在激励强度与员工反生产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通过构建激励强度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拓展了对反生产行为诱因的研究,在实践上为企业控制员工反生产行为提供了新依据.     

知识员工社会网络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文章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构建了知识员工社会网络影响反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面向企业2084名知识员工收集了问卷数据,在检验数据质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回归分析证实了研究假设.发现咨询网程度中心性和连接强度负向影响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情感网程度中心性正向影响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通过构建社会网络影响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拓展了对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诱因的研究,在实践上为企业防控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提供了新依据.     

统购统销制度的地方实践及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以1953—1957年湖南省为中心的考察

湖南省的个案显示,20世纪50年代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国家权力的深入、渗透和扩展,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走向;另一方面,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以集中、统一的国家计划代替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做法,也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不安稳和农村社会的不安定。     

农业层积之法的农业伦理学诠释

现代农业借助于农业多层结构和各层之间的系统耦合所引发的系统进化,积极构建多层厚重的现代化农业结构,发挥农业多层叠加效益,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的耦合层越丰富,界面的开放功能越发达,生产效益就越高,农业伦理学的容量也越大,是为农业层积之法。农业层积之法是农业系统生存与发展的伦理学要素。可从如下四个层面进行阐发:前植物生产层重视农业系统的生态价值,乃是农业之最基础伦理观;植物生产层应合理安排籽实类型与营养体类型两大生产类型的关系与结构,尤应重视植物营养体生产与动物生产层发展的结合;动物生产层,应根据家畜的生态位,优化草地与家畜的合理组合,顺应自然伦理之道,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其产出效益;后生物生产层进一步延伸到农产品的后期加工、流通以及与之相关的市场和金融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管理手段的应用,其产值将呈指数式倍增,这乃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效率分析(1953—1956年)——基于浙江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手工业进行合作化改造。在此过程中除了为手工业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原料等方面的支持外,发生最大变化的是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国家取代以往众多的商人、工场主,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包买商”,试图以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提高手工业的生产力,进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但合作化后期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揭示了只有在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