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盗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反思与建构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取得的特别规则之一,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但是具备市场流通性的盗赃物却被排除在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否认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能合理保护善意受让人利益,不利于社会交易安全与稳定.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物权编应当从价值梳理与路径选择着手构建盗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以便更好地保护善意受让人利益,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论物联网技术发展对物权法定的挑战

物联网技术的普遍运用会根本性地改变物权法定的技术前提和现实基础,而其固有的局限性却愈加明显,现行法律需要对新技术带来的改变作出适应性调整,在新技术的保障下,公示公信取代物权法定可能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绝对权法的制度安排

人格权分为普通人格权和特别人格权,特定身份展示权属于特别人格权。普通人格权和特别人格权的划分是人格权法制度安排的基础。物权法和知识产权法可分别定位为可控制财产法和不可控制财产法。民法典物权法编应分为四部分,即物权法通则、所有权、占用权和占有。知识产权法可被全部纳入民法典,这需要更新观念,并在民法法典化过程中对有关条款进行技术处理,同时,还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纯化＂,使其成为真正的＂财产＂权。     

《物权法》实施后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被《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代替）予以规范,“城中村”房屋属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其拆迁补偿方式及程序没有专门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缺乏可操作性。根据《物权法》规定,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同拆迁城市房屋一样,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不得拆迁、非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不得拆迁、非依法给予拆迁补偿不得拆迁。当前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许多问题,必须认真贯彻好宪法和《物权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精神,规范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行为,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物权行为理论与物权法

制定并正确适用物权法都离不开物权行为理论.文章认为物权行为是由物权合意与交付登记相结合形成的物权处分行为,它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并独立存在,对物权变动具有直接的法律效果.因而物权行为理论较债权意思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能正确区分围绕物权变动产生的不同法律关系.     

土地:城市化进程中的可流转模式

土地流转指的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即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保留土地承包权,而转让土地使用权.土地流转能够有效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激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经营提供广阔空间.     

与改革开放同行的民法学——中国民法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民法学经历了从荒芜到繁荣的过程,也经历了从学说继受到学说创新、发展的过程。在这期间,民法学的研究不仅为我国民事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建立了基本完善的民法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司法实践研究探索,更为中国未来民法典体系研究做出了巨大的理论与立法贡献,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物权法、合同法理论体系。在检视30年民法学理论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依然需要在增强中国民法学研究的本土性、提升民法学研究的国际性、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等方面尽心竭力,以形成结构科学、思想先进的民法学体系。     

试论物权法定原则的弱化

随着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交易内容的不断丰富与创新,物权法的物权法定原则呈现出弱化的趋势。从物权法定原则的起源及发展来看,应对物权法定原则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不适应现象进行变革,对新的物权种类、内容及个别习惯物权等,可采取不同的立法形式加以承认,使弱化的物权法定原则更有弹性和包容力,以期符合物权法的发展趋势,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物权法与资产证券化

物权法作为主要调整有形财富的基本法律,其实施必然对资产证券化进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具体说,所有权制度构成一切交易关系的前提,担保物权制度成为资产证券化操作的坚实保障,物权制度有关原理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信托制度具有积极功用,而物权登记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等对于证券权利的界定和转让等都有参照价值.     

《物权法》的核心观念解读: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

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物权法》的核心在于物权的法律界定和法律保护,并且相关内容与经济效率的要求基本相容。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物权法》中物权的法律界定符合波斯纳定理和规范的科斯定理的要求。同样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物权法》中物权的法律保护符合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转让规则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