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犯罪危机预警机制的设想

正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的整体特征。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下,一些固有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增无减,这就需要我们在法制的基础上极大的加强其针对性。由于利益的差距和分配的不均衡,引发了各种危机,群体性事件、涉恐事件多发,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极大影响了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系列不稳定因素是危机产生的根源,在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明标准研究

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易发多发的现实出发,以实证视角分析司法打击力度无法遏制这类案件发生的现实困境,深入探究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据短缺问题与“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过于客观化之间紧张张力,提出突出自由心证模式,探索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引入激奋言词例外规则,运用否定性假设检验法,围绕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构造证明体系,提高打击犯罪质效以满足现实司法的迫切需求。     

论《刑法修正案(十一)》刑事责任年龄下调问题——兼论未成年人短期监禁刑行刑方式改良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意味着更多的未成年人存在被适用监禁刑的可能性,由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特点,监禁刑弊端变得尤为显著。半监禁刑作为一种短期监禁刑的替代执行方式,其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弥补短期监禁刑的弊端。跨越监禁场所和矫正场所两个行刑空间的行刑方式,保证服刑人在服刑过程中不切断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从重视惩罚的行刑目的转向为重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行刑目的。不难发现半监禁刑较短期监禁刑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减轻惩罚占比提高矫正占比的行刑观念,尤其适用于判处短期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在行刑社会化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未成年服刑人危险性评估制度和良好的信息沟通制度,已经初步具备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引入半监禁刑制度的基础。     

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研究

拐卖儿童犯罪是严重侵犯儿童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之一,长期以来一直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近些年,公安部相继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大众的生育观念、受害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及监护人的监护意识欠缺、拐卖儿童犯罪低成本—高收益的犯罪性质等原因,始终难以对其进行有效遏制。可以借助犯罪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并提出有效的防控对策。     

对转型期中国犯罪实际发案情况的估测

本文以联合国犯罪受害调查和公安部的立案不实调查为依据,对我国1978年以来犯罪的实际发案情况进行了估测。考虑到有许多犯罪案件发生后受害人没有报案以及立案不实顽症的客观存在,我国的犯罪问题实际上比以立案数为标准的统计值所反映的情况要严重得多。2004年全国犯罪发案数、犯罪率分别达到约2348万起、1800起／10万人,分别比同年犯罪立案数统计值 (471．8万起)和犯罪率统计值(363起／10万人)高4倍。不过,我国的犯罪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封建官吏犯罪惩罚问题研究——以唐律为例证的分析

为保证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行政效率,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注重吏治.盛唐时期,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统治者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完善法律制度,唐律以"一准乎理,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在整饬官吏方面的立法颇具特色和影响.其中关于惩治官吏守职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规范,其设禁之严密,法条之详尽,集前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世立法之先河,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贪污贿赂知情不报行为的犯罪化

在近代责任自负的法律理念影响下,我国抛弃了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传统。现有的反贪污贿赂机制的缺陷使反贪污贿赂工作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在借鉴古代及域外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提出对国家工作人员知晓他人贪污贿赂行为而不报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立法,进而为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