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实施问题的再思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立法表达上适时地补足了法律规定的短板,回应了时代需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各利益攸关方对共同问题的认知和反思不足、缺乏周期性评估和体系的再评估制度构建、“不确定性”导致激励不足、未成年人差异化特征难以类别化应对等问题。应回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建立有利于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通过循环反馈、动态调整的学习过程,建设基于共识的评估激励机制和基于多元治理网络的动态学习机制,协调各主体的合作行为,以破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多元治理实施等难题。     

论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

我国现行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了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此后，司法解释和刑事立法对该罪的规定又几经变化，由于立法对客观方面规定得不够科学、明确，司法解释又没有准确解释出立法之内涵，使得人们对这一危害行为在认识和处理上存在一定分歧。要准确认定该罪，有必要对其客观方面进行理论探讨。本文拟就挪用公款罪客观表现中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浅谈现代警务模式下的犯罪情报应用

为适应当前社会信息化、犯罪动态化的需要,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我国警方开始致力于研究和实践“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现代警务模式下的犯罪情报应用应在“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理念指导下从应用的主体、应用的范围以及应用的途径和方法上突破传统警务模式下的情报应用范式。     

反腐新机制：“行贿黑名单”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等三部门试行的“行贿人犯罪黑名单”制度，尽管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但人们报之以很高的期望。     

商业秘密中消极信息的性质认定

在借鉴美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消极信息性质认定的演变过程。研究认为,不能固守既定的商业秘密构成要件进行机械界定,应当视不同情况而定。被证实不能应用于实际生产的消极信息,以及在消极信息基础上创造出超越前人技术成果的消极信息不能构成商业秘密;在消极信息基础上进行无实质性的修改或改进,以及能够从中直接得出持有人想保密的积极信息的消极信息构成商业秘密。     

在轻重之间求平衡——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完善

刑事政策轻缓化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在轻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当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依据不同的情形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的处理。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修改应该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对该罪的具体情形进行细化区分,通过增加罚金刑、缓刑和法院禁止令等手段,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毒品犯罪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尽管我国一直对毒品犯罪采取高压态势,但毒品犯罪数量、吸毒人数、查获毒品数量等却不降反升,毒品犯罪治理陷入了"越打越多"的困境。境外毒源地对中国渗透加剧,毒品犯罪组织的反打击能力增强,这些客观因素增加了毒品犯罪控制的难度。从刑事治理来看,存在毒品犯罪大量适用重刑、刑罚裁量过分重视涉案毒品数量、从严惩治的目标群体定位不准等问题。要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上升的趋势,需要对源头犯罪、对毒品犯罪组织中的核心成员从严,对受雇佣、受指使参加毒品犯罪的人从宽,弱化涉案毒品数量的刑法意义。     

构建犯罪危机预警机制的设想

正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的整体特征。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下,一些固有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增无减,这就需要我们在法制的基础上极大的加强其针对性。由于利益的差距和分配的不均衡,引发了各种危机,群体性事件、涉恐事件多发,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极大影响了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系列不稳定因素是危机产生的根源,在     

服装企业务工人员生活质量的调查

针对目前服装行业普遍存在的用工问题,选取产业集群比较明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黄河三角洲中的15家大中型服装企业为调研对象,以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方式进行了实地调查,以期全面了解服装企业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结果表明,服装企业给予员工各方面的条件和待遇较以前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比如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以及一些劳动保障措施等。但由于服装行业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以及外向依赖型的产业结构,使得务工人员劳动时间偏长、劳动强度偏大、但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偏低、劳动保障措施实施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企业务工人员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指数相对偏低。利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后找到与满意度指数密切相关的因素,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