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善意取得制度

本文通过对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的分析,从一个角度解读了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以及善意取得行为发生后的法律后果.     

浅谈欲望、才能和犯罪动机

欲望是才能的动力、才能是实现欲望的工具。欲望可以无限大,而才能却不能无限大。犯罪动机是欲望和才能相互矛盾的结果。并且,这种矛盾是先天的,是永远存在的。人类只有用理性使其趋于同步,引导这两个同处于人体中的因素彼此攀缘上升,才会减少犯罪动机的产生。     

论诈骗罪犯罪对象中的财产性利益——基于法益理论的审视

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最典型的就是偷逃高速公路的过路费。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在行为结构上与传统的诈骗财物的犯罪有所不同,这种行为究竟是否归入诈骗罪范畴存在疑点。从法益理论来看,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同样侵害了权利人的刑法法益,即由于诈骗行为的发生,权利人无法依据民法对较大数额的财产进行救济。我国需要将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改为“财产”,使其包含“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的内涵。     

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治对策研究

青少年兴则国家兴,青少年安则国家安,然而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形势不容乐观,如何对青少年犯罪进行预防与矫治这个问题变得十分迫切。本文以重庆青少年犯罪状况为基础分析,研究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治的相关对策。     

美国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探析

自少年法院创设伊始,美国少年司法长期秉承保密性原则而对未成年人前科记录予以封存,以避免给未成年人带来污名化后果。然而,随着各州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呈松动趋势,部分原先严格保密并限制公布于众的前科记录,除了可向执法及司法部门开放外,亦可在一定条件下向被害人、学校及媒体开放。与此同时,依移送法律而从少年法院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的未成年人,其先前少年法院记录亦可作为后者加重刑罚的考量因素之一。     

美国对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启示

美国的环境犯罪可分为危险犯和实害犯两种,其犯罪构造设计不仅考虑了环境犯罪的行政关联性,还考虑到了切断行政关联的情形,为惩治环境犯罪构建了严密法网。尽管环境制定法中规定了环境犯罪的罪责要件,但法院却通过判例法免除了控方对部分行为要素的证明责任,从而使环境犯罪演变为严格责任的犯罪。实施环境犯罪的行为人不仅可能面临长期监禁,而且须承担严厉的修复环境责任。研习美国对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可从中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论不能犯的判断方法

中外刑法理论关于不能犯的界定众说纷纭,主要是主观论与客观论的基本对立。我国通说在不能犯危险性的判断上采取的是抽象危险说,进而肯定了不能犯的犯罪性。其实,认定不能犯的关键在于认定行为是否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因此该文以"质量并重、存在与否、身份有无、时空真假"等标准对不能犯进行具体分类,从手段、对象、主体、时空四个方面更明确地判断相关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     

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

我国刑法理论在讨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存在一定问题,或仅从犯罪构成上做简单比较的一般性区分,或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讨论犯罪之间界限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犯罪之间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准确地划清犯罪之间的界限,就不可能准确地区分此罪与彼罪,从而不能正确地定罪与量刑。在研究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首先确定在何种特殊场合两罪界限模糊难辨需要加以区分,然后通过比较两罪的构成特征找出在哪个或哪些构成要件要素上存在根本区别,抓住这些根本区别进行分析论证,最终得出两罪的区分标准。     

农民工对教育价值的认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教育关系着国计民生,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教育价值的感知存有差异。基于2012年遍及10省“外出务工人员问卷调查”的数据资料,尝试分析农民工群体对教育价值的认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农民工看来,教育依然是改变其生存境遇的主要期待途径;但不同境遇和心态的农民工在认知方面存在差异,生活境遇低、命运观念重、求职困难、工作心态积极的农民工对教育的期望较高;不同年龄的农民工会有不同判断,年纪较轻的农民工更易于对教育价值产生质疑。农民工群体因为职业的转变而带来的生活、工作空间的变化,使得他们在教育价值判断上产生了一些新的认知特点。     

基于离差最大化客观赋权法的一般性算法

本文通过对现有离差最大化客观赋权法两种模型的分析,在证明其中一种模型无效的基础上,结合定性分析,并充分利用属性的已知信息,提出了基于离差最大化原理的离差最大化、离差平方和最大化、方差最大化、标准差最大化客观赋权法的一般性算法。研究表明,该算法简单明了,且易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