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山水诗派的语言策略

名词的并置复叠,是盛唐山水诗派在山水诗创作实践中新建立起来的一种语言秩序,也是他们的语言意识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这种独创的语言策略和语言范式,强化了名词的独立状态和汉语言的画质效果,适应了盛唐山水诗人"物象原样兴现"的艺术追求,与时代的自然通脱、简约丰韵的美学理想密切相关。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诗群运用这种语言策略,增大了诗歌语言的暗示性,从而产生了特殊的艺术魔力。     

晋安诗派与明末清初的元诗接受

明代诗学的主流是宗唐,直到万历年间公安派提倡宋、元诗,才突破前人的藩篱。但公安派只是首开风气,并未真正付诸实践。与之相反,以谢肇淛、徐、曹学佺为核心的晋安诗派,虽然在理论上坚守了宗唐的诗学传统,但在具体的诗学活动中则非常关注元诗。徐红雨楼收藏有元人别集68种,在藏书史上留有佳话;谢肇淛《小草斋诗话》对元诗的批评,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曹学佺《石仓元诗选》选诗4224首,是元、明时期规模最大的元诗总集。他们不仅在本地营造了阅读、批评、传播元诗的氛围,而且积极与主流诗坛进行交流和对话,共同影响了明末清初的诗学走向。     

“骨重神寒”：宋诗派的美学认同取向

宋诗派理论力求于唐诗美学特征之外创新求变,“骨重神寒”说因此成为自觉的诗歌美学追求。这一理论源于《诗经》政治诗学的传统,又融合屈骚兀傲坚洁的生命诗情,释家的幽深坚洁和道家的见独、丧我的大道体悟,透视出中国人文精神的政治智慧和生命关怀。其特征在于融道德意识、历史经验、诗书教养与诗歌情意美感于一炉,实际上已超出了传统诗学辞章文艺学的范围,而成为一种具有文化关照和思想内容的文化诗学。     

江湖诗派的姚贾余绪

江湖诗派是南宋时期重要的诗歌流派。其诗风或出入于江西法帖,或浸染于姚贾余绪。年辈稍前于江湖诗派的永嘉四灵,是晚唐姚合贾岛的诗歌风格在宋代流衍发展的重要传承者。他们对于姚贾诗风的倡导和效仿,引发了一大批江湖诗人竞相追随。后者效法姚合贾岛的五言律诗创作方式,表现出一种刻苦专注的创作精神、平俗工稳的艺术旨趣以及细微纤巧的风格之美。江湖派中除了姚贾、四灵一脉,还有许多诗人出入姚贾、江西之间。他们的诗歌创作在脱离学问功利、追求纯粹诗艺等方面代表了律诗的一个发展方向。     

孙致弥早期诗风与云间余韵

云间派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三大诗歌流派之一,入清之后,衰落迅速,云间诗风在松江一地何以为续,是否中断?学界少有论及.清初大家孙致弥,其诗飞腾绮丽,雄放挥洒,尤其是早期诗风,对云间大家陈子龙诗多有借鉴,又由于其"西学"家风背景,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体现出云间地域文学的内在传承性.     

"在歌唱着精神和感官的热狂"——关于九叶诗派的象征表现之一

作为中国新生代诗派的代表和现代诗歌发展命脉的延续者，九叶诗派的诗歌中象征表现手法成为主要的表现手法，或者可以说象征手法是使他们成为新诗派的主要因素之一。他们的诗歌既关注人生，又关注艺术，既避免直截了当的情感宣泄，又脱离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象征表现，拓宽了诗境，丰富了内容，给诗歌赋予哲理内涵，拓展了想象空间，从而推进了中国现代诗的发展。     

袁可嘉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捋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革命诗派诗歌的亦进亦撤及其意义

资产阶级革命诗派的诗歌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出现了许多有别于以往诗歌的新质,显示出了鲜明的近代特征,加快了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步伐;在艺术形式上则因袭用传统诗歌的语言形式,导致了其诗歌革新的后撤,在近代诗歌的转型中留下了教训.     

从韩驹官样文章看江西诗派的文学品格

通过对徽宗朝在朝与在野文学两大文学阵营的对比、韩驹其人和江西诗派其他诗人的对比、韩驹本人前后期诗歌创作的对比以及不同文论家对韩驹诗风评价的对比等角度,循时代背景、人生态度到诗歌风格的论述次序,透过韩驹的官样文章来考察江西诗派的文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