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王学批判述论

受时风影响,加之个人好恶情感的注入,袁枚对王学的态度呈多样性形态。既对王阳明的"良知"主张作了否定,又并非一味指责;既认为王学空讲心性而没有实际效用,又认同王阳明的诗学见解;对王学后传之一的泰州学派成员则多所攻讦,言词激切。     

从“以学术杀人”到“以理杀人”——兼谈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明末何良俊、清初颜元的“以学术杀天下”、“朱学、王学皆杀人”这二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戴震的“以理杀人”,三者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即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专制主义。考察思想史上的这一段进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启示。     

明清之际王学“清谈误国”论质疑

学界对阳明学哲学内蕴的阐发,多致力于挖掘王学的“庶民性”,更有论者将其与西方“启蒙”概念相比附。余英时认为王学是“得君行道”不得而“觉民行道”,也有着觉醒下层的意蕴在。然而,除去对王学文本分析和讲学研究之外,学界对王门后学与国家之间的行迹研究,实际上却着力不多,基本沿用旧有话语表达,“清谈误国”论即为显例。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涵盖。因此,弄清晚明清初“清谈误国”论的来龙去脉,可以为进一步讨论王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奠定基础。     

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观

晚明思想在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独特性在于它是在社会的动荡中经历着来自内外的冲撞从而裂变。嵇文甫先生的《晚明思想史论》堪称晚明思想史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典范性著作。从佛学、西学、王学三个角度对《晚明思想史论》作一个简洁的梳理，即整个晚明的思想史就是一部王学的演变史，对王学及其后学的研究构成了这部书的主体。     

梁启超对于“善变”的解释

梁启超努力利用日本阳明学以及中国自身的王学资源为他的"善变"即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摇摆做出合理的解释.戊戌政变后梁氏选往日本,经由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接触到注重实行的阳明学,为其"至诚不动未之有"的信念所吸引,用以抵抗维新失败后招致的道义压力.这一时期(1898-1906)在改良还是革命的问题上,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发生了反复的争执,为克服自己"流质易变"的性格,他重新拾起了长兴时代的功课,潜心陆王之学,援引"不欺良知"的说法,应对个人也可说是整个过渡时代的道德危机.     

中国制药“走出去”第一人——人福医药董事长王学海专访

“人福普克”是中国在美国建的第一家制药公司，标志着中国制药“走出去”的第一步。它成功创造了研发和市场“两头在外”、生产在中国国内的国际化经营模式，被业界称为“普克模式”。     

明中叶朱子学与阳明心学的对峙

明中叶以后是阳明心学风行天下的时期,面对王学的冲击,朱学阵营不得不作出反应.一方面,程朱派学者对王门心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反击,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另一方面,朱学各派在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等理论问题上提出一些有别于朱熹的看法,这些理论探讨对于此后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的修正分别体现了理学从超越追求到现实关怀、从崇德向重情、从修身到经世的转向.     

王学斌和他的苏惠乳胶

“大江奔腾欲何至，天落三岛集于此”，这是已故全国著名社会学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1984年首次踏上扬中这块土地而发出的赞叹。这个美丽的小岛，地势平坦，绿树成荫，风景秀丽，宛如一座水上花园城。芦、柳、竹素称“扬中三宝”，其编织的工艺品历史悠久，畅销海内外；盛产的刀鱼、鲥鱼、河豚，即所谓的“扬中三鲜”，乃是扬中饮食文化精华之所在。     

王阳明《大学问》研究

《大学问》是王阳明研究《大学》的定型之作，其文化前提是以孔、孟等为代表的儒家心性之学。在这一前提下，王阳明具体展开了对朱子学的批判性反思。在其思想文化前提的作用下，在反思朱学过程中，王阳明确立起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哲学逻辑及观点，即《大学问》所集中表达出来的、作为王学最高发展的“致良知”逻辑，并且王阳明通过对《大学》的逻辑解读确立了自己的哲学立场。     

不让你留也不让你走:“风筝爱情”如何安抚两颗心

正本文主人公许进本有妻室,因担心妻子有一天会离他而去,所以在女同事林娟向他示好时,他既不拒绝,也不同对方发生关系,他希望把林娟的感情拴在风筝上,永远飞不走,却只能待在空中;林娟苦守这份无望的感情,心理极不平衡,也找了一位"风筝男友"。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大约半年,林娟的"风筝男友"决定为爱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