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佛教观研究

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王安石的佛教造诣、王安石理解佛教的特征等问题,向来为学者们津津乐道,也有不少文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是,或因对王安石认知、理解佛教的文献未做系统的把握,或因欠缺对王安石认知、理解佛教文献领悟、判断的能力,或因基于某种先验的价值立场和态度,迄今未有客观平实的观点.其实,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是密切的,但其核心价值始终是儒学;王安石的佛教造诣是高超的,而且时常表现出具有鲜明价值倾向的创造性诠释;王安石认知、理解和评论佛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宽容的、开放的、入世的.     

进一步的“哥白尼回转”——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说起

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对学术范式转型的意义看 ,余英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把朱熹定位在“后王安石时代” ,充分体现了他对朱熹历史世界的精深洞察。同时 ,也说明学术界以往将王安石排斥在思想文化史(特别是理学史 )的叙述脉络之外是一大缺憾。实际上 ,不仅是在“得君行道”方面 ,而且在“得人才”、“一道德同风俗”等方面 ,王安石都为后来的理学家特别是朱熹提供了思想资源 ,并通过改革科举等制度变革在客观上为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苏轼与王安石在《尚书》诠释上的分歧——以他们的哲学思想为视角

在对《尚书》的诠释中,苏轼从应物合乎情理性所要遵循的标.准情本论出发,用从众的观点批判了王安石从智性出发而以为精英分子可以违众自用的思想。王安石的《尚书新义》过分渲染了刑罚的作用,而苏轼认为治国决不可以过度依赖刑罚甚至重刑,因而对《尚书新义》中有关这些方面的诠释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学思想在经典诠释中的必然反映。     

宋儒治道思想研究——基于"本朝百年无事"叙述维度的双重性

到宋仁宗嘉秸时期,北宋的稳固统治已历百年,宋儒开始频繁地通过"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见.这一叙述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描述性叙述,表现为美化本朝政治,增强过去的治安与现在的弊病的对比,藉以讽谏人君居安思危,保守祖宗基业;一是解释性叙述,亦即解释"本朝百年无事"的历史成因,从中提炼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治道准则,用以规范本朝政治的发展.虽然描述性叙述作为政治讽谏的一种方式,一直被宋儒延续下来,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解释性叙述逐渐成为主流.在对"本朝百年无事"成因的解释中,王安石提炼的治道准则,开启了北宋变法改革的大门;而其他人提炼的治道准则,却悄然关闭了宋代变法改革的大门.宋儒的"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是考察宋代政治与文化演进的一个有益视角.     

科举与学校

按照宋朝开国初期延续的唐朝的制度,科举主要是考诗赋和经义,加上策论,但基本以诗赋和经义为主。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这个制度受到了强烈的质疑。按照王安石的看法,以诗赋和经义进身的人都是没用的腐儒,     

王安石《明妃曲》会意论

王安石《明妃曲》的诞生震动了当时文坛,其惊世骇俗的立意引发了历代学人的关注与论争.嘉祐名流普遍持赞赏态度,纷纷加入唱和,这与北宋中期以来求新求异的文学创作风气、嘉祐宽松的政治语境、诗歌自身的策略化表达有关.持异议者主要批评其立意与中原传统的儒家价值观相冲突,有背君父之恩等败坏人心的恶意.此种局面实际上是宋代党争战场扩大化并蔓延于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忽视诗歌整体语境而作出的臆断.王安石希望通过一场大幅度、立体的革新帮助宋王朝渡过开国以来的多重危机,然而两番上书均遭宋仁宗冷遇.因此,其借《明妃曲》发抒君臣相知之难的感叹是很自然的,这一主旨也是《明妃曲》引发历代共鸣的根源所在.     

苏轼二题

文章针对视苏轼为王安石变法时期“保守派代表人物”的传统观点,以及当今有人企图贬低苏轼学术地位这两个问题,论述了苏轼在为官与为文这两个方面所具有的崇高地位。文章为人们正确认识苏轼,尤其是正确认识苏轼与王安石持不同政见的根本原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历史断裂处的艺术书写——周邦彦与王安石变法关系辨

北宋词人周邦彦与王安石变法关系密切,这构成了他创作的背景和主线,然而《宋史》并没有记载此事。所以,参照西方史学,从不同历史观的断裂处分析社会原因,重点把握其词作中的心路历程,成为当前清真词研究中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相门高才”曾孝宽事迹论略

宋代晋江曾氏家族中,曾孝宽亦为著名人物。自身为政务实,是王安石在变法后期之主要助手之一。虽以荫补入仕,但积极进取,终能进入"二府"。积极交游,与众多文人均有诗作往来,提升自己的声誉。     

18世纪欧洲学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解读——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法国神甫杜赫德出版了巨著《中华帝国全志》,把王安石及其变法介绍给欧洲学界。《全志》对王安石的讨论是在宗教辩论的背景下展开的,杜赫德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述充满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又掺杂着南宋以降中国官方史书中居主导地位的历史观作为一个个案,它清楚地表明欧洲早期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读是在宗教因素的宰制下完成的。《全志》在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地将宋代文献介绍给欧洲知识界,其基本观点和文献基础奠定了此后近两个世纪内欧洲学界对这一问题看法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