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道本体之嬗变

王安石学术活动的前期是从儒家的立场来阐述他的天命、性等哲学范畴,只是认为佛道思想与儒家的天命寂然不动的思想有相近之处。总体而言,在前期,王安石对佛道思想的基本态度是排斥,而不是调和。但是后期王安石从天道的无声无臭来吸收佛道思想。因而,在道本体上,儒家的立场逐渐淡化,以至于认为佛道思想在道之体上与儒家一样,于是对佛道思想的基本态度由排斥转变为调和。当然,王安石在外王上对佛道仍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学界动辄以一种笼统的调和论来概观王安石的思想,是没有对其思想前后嬗变与分期作细致辨析的结果。从哲学史上看,对王安石道本体嬗变的正确认识有利于我们把握安石学术与二程学术关系演变的根源。     

诗与史思想意境的交融——王安石读史诗浅议

关于王安石的咏史诗,已有一些研究论文发表,但王安石的读史之诗,尚少有研究.其读史之诗,是通过阅读史书抒发自己对于重要史事或历史人物的见解,既彰显了诗的意境,也反映了史的思想,是诗与史思想意境交融的结晶.这有力地证明了史学对政治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也为史学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路径.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王安石与苏轼赋税思想浅议

王安石与苏轼都是北宋中期的重要思想家,二者针对当时的历史情境有着不同的赋税改革思路。究竟孰对孰错?他们的赋税思想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呢?本文对此展开了相关论述。     

论王安石“善恶由习”人性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内容

传统人性论是王安石人性论形成的理论来源。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王安石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人性论成果,形成了他的"善恶由习"的人性论。他的人性论给传统人性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二题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是价值最高的宋诗宋注之一,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但对于李壁注对王安石诗歌艺术层面的触及和讨论,学界重视仍然不够.一方面,李壁对王安石诗歌师法韩愈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体察,于注文中多有表露,这是尤其不应当被忽略的:另一方面,李壁注诗,意、艺并重,在解释名物、典故以及补充本事的同时,谈诗论艺的倾向尤其突出:他不但大量摘引宋诗话的内容,还常常通过比较的方法,对王安石诗歌的句法、对仗、用字等方面进行灵活、简洁的艺术评价,提升了诗注的艺术趣味,增加了诗注的弹性,给原本呆板、生硬、枯燥的诗歌笺注注入了活力.     

名家选本的初始化效应——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在宋代的流传与接受

《唐百家诗选》应是宋敏求、王安石合作编纂而成的,杨蟠是王安石追随者,本书初刊于杨蟠在温州太守任上,编者独归王安石一个,与当时新党新造王氏著作的风气相关。伴随王学影响,本书自北宋后期至南宋高宗朝,一直是诗家与诗话讨论的话题。南宋中后期,王学失势,而《唐百家诗选》一书仍流传甚广。由吕祖谦《宋文鉴》收本书王序及丽泽书院以此为教材之事看,书院与塾学教材的角色进一步强化了本书的权威地位,使之成为初学者必读之书。通过比较相关选目可见出南宋其他几种唐诗选本多受其影响,对多数读书人的诗学观念具有初始化的作用,江湖诗风的漫延与这一选本的作用也是有关系的。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     

王安石与佛教关系新论

王安石濡佛,儒事与佛行不离,既与其父王益的少年启蒙及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又与其个体人生困顿、希冀超脱密不可分.王安石因应时势,率先发挥先王道德性命之意,昌明儒家道德形上之学,创建新道统学说,其推天道明人事,重建儒家道德法度以回复尧舜三代政治.这种新思维、新变法与其以佛解老、援佛道入儒关系密切.王学随熙宁变法而兴衰,其对宋明学术乃至三教关系流变产生重大影响.     

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