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北魏发展到太武时代,北天师道进入北魏与北魏政治结合,用神学为北魏政权作正统辩护,这是北魏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成为促进北魏汉化和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其与拓跋统治者的关系,既有被利用的一面,也有主动有为的一面,这就是以神学服务于用夏变夷。     

突厥民族的伊斯兰化过程中波斯的作用

波斯文化对中亚以及小亚细亚的伊斯兰传播的影响是深远的 ,甚至当回族文学家、史学家张承志在新疆考察时不由得感慨突厥的伊斯兰文化是波斯文化的继续。实际上 ,波斯人对于伊斯兰兴起后数百年间的巩固发展 ,尤其是在突厥的伊斯兰化过程中更是如此。如果说阿拉伯人是通过武力和政权来发展伊斯兰 ,那么波斯则是通过文化来传播伊斯兰。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蒙古帝国以前对迁移到中亚的突厥部落的同化 ;蒙古帝国后对突厥化的蒙古汗国政权的伊斯兰化 ,既有王朝通过武力来传播伊斯兰 ,也有商人、托钵僧通过自身的行为感化异教徒而使之皈依。波斯…     

从葛逻禄到喀喇汗王朝

葛逻禄是由三个部落组成的联盟,唐代时分属唐朝4个都督府管辖。从766年起葛逻禄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紧邻,并在中亚形成一种势力。840年蒙古高原的回纥汗国灭亡,回纥散往四方,其一支逃往葛逻禄避难。喀喇汗王朝是葛逻禄统治者接受了回纥汗国阿史那汗族（或“阿夫拉西亚勃家族”的一支）归这一家族所有的可汗职位。在伊斯兰历史著作中有三条关于萨曼王朝的伊斯玛因于893年对西部喀喇汗国战争的报道,它们可以相互补充。此外,这三个报道中还有关于喀喇汗王朝与葛逻禄为同一部族的重要情报。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人口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社会变迁过程中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游牧人口、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发生根本性改变。现代化的推进使伊朗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迁移,出现快速城市化的现象。但是人口的流动加剧了伊朗城乡间和地区间的不平衡,最终伊朗社会呈现出现代城市和落后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简

游牧和农耕是东亚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由此而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而这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够对这两大族群的互动给予科学的解释,将其纳入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似乎更客观.     

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研究

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外交政策经历了自主外交、亲土耳其外交和亲西方外交三个阶段的转变，其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和西亚国际政局的变动和晚期拜占廷（12－15世纪）国家的持续衰落，因此该王朝外交活动属于小国外交。由于该王朝未能制订正确的外交政策，未能使用外交武器创造富国强兵的国际条件，在外交事务中屡铸大错，错过多次图强自救的机会，促使形势恶化，加速了拜占廷帝国的灭亡。     

"强者胜"的历史考察

治国必须有实力,也行德政。只强调实力,忽视道德,不能稳定社会。在乱世的时候,强者可以取得一些胜利,终不能长久。秦朝强盛,却被农民起义推翻,最能说明问题。两千年前的《淮南子》对此作了很好总结。仔细考察,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界,也不都是”强者胜”。恐龙是强者,灭绝了,当时一些弱者还保存下来。人类如果依仗自己的智力消灭其他动物,破坏生态,最后也会导致自我毁灭,成为当代恐龙。     

秦汉至隋唐王朝的皇权象征与权力运作

中国古代王朝的整个政治结构与权力运作,是围绕着皇帝和各级官吏发展起来的。皇权又是封建王朝基本权力的渊源。皇权的表现形式,既有其各级政府机沟内部的决策运作,也有令其臣民望而敬畏服从的外部象征c二者互为表里。互相配合,形成封建王朝政治的核心。本文拟对皇权的外部象征作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一、都城与宫室都城与宫室是皇权最重要的外部象征之一。西汉初年,刘邦与项羽争战时。丞相萧何留守长安,修建未央宫,立东阈、北闭、前殿、武库等宏大建筑。刘邦返长安,见其壮丽,很不高兴,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来…     

“实”与“虚”:朝鲜王朝的“女史”——兼与中国古代“女史”比较

朝鲜王朝的“女史”作为职官并不见诸其官方典籍制度,但也随侍王后,参与一些宫中仪节,为王妃提供顾问,甚至为国王管理文书,实质上承担一定的宫中礼职和文职工作。虽然朝鲜君臣较为看重传统的“女史之法”在监戒宫闱、记功书过等方面的作用,新兴士林派大臣又有恢复设立“女史”作为史官的提议,但最终未能得以落实和施行。从具有“史学意义”到实则强调义理教化的“道德意义”,朝鲜的“女史彤管之法”于“虚实之间”,很可能成为了存在于女性“道德文章”中的一种特殊符号和话语形态。